关于新时期翻译与翻译问题的思考

许钧  南京大学

最近一个时期，翻译界不时可以听到关于重新定位翻译、更新翻译观念的呼声。这次学术会议对此呼声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探讨何为翻译，试图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位与定义。

当今时代，随着世界化进程的加快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翻译活动不仅形式更为多样，而且内涵更为丰富，对我们传统的翻译认识提出了挑战。针对新时期翻译活动呈现出的新特点、遇到的新问题，翻译界对翻译与翻译问题不断进行思考，深化对翻译的认识，对理解翻译、定位翻译提出了一些具有启迪性甚或导向性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谢天振教授关于新时期翻译活动的一些新认识和新思想。

要给翻译定位，我觉得首先应该了解在当今时代，翻译活动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关于这一点，翻译学术界的认识似乎比较容易达成一致，谢天振教授也做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概括:一是“翻译的主流对象变了”；二是“翻译的方式发生变化了”；三是“翻译的工具与手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这三点，恐怕不会有异议。但如果进一步追问，当今时代的翻译主流对象是指什么，也许会有不同的认识。谢天振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翻译的主流对象是实用文献，是“政府文件、企业合同与设备说明书”，还有“一些虚拟文本，包括网上的一些符号、一些图像”，“可见我们翻译的内涵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与两千年来的翻译是不一样的”（见谢天振、王宏志、宋炳辉，《超越文本超越翻译——当代翻译和翻译研究三人谈》，《东方翻译》2015年第1期，第11页）。王宁教授的出发点不同，在他看来，当今时代的翻译，是“读图时代，是图像翻译时代”。其看法与着重点显然是有别的。

既然翻译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划时代的变化，我们对翻译的认识自然应该修正，对翻译应该重新定义，翻译观念也应该更新。那么，以前的翻译观念是什么呢？如今又应该有怎样的翻译观念呢？这两个问题看似非常简单，可翻译界的认识却很难达到一致。在有的学者看来，过去对翻译的认识基本可以归结为“翻译就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只要把原文的意思正确、完整地传达出来，就算完成了翻译的使命”。王宏志教授认同这样的判断，在与谢天振等的对谈中，认为“一般来说，翻译是要非常‘忠实地”把原文的意思在另一种语言里演绎出来，我们期待译者把原文的意义说的很清楚，很准确。这是—种非常根深蒂固的思想。”（同上：6）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么有关翻译观念的焦点，似乎就是“忠实性”问题了。为了破除以忠实性为唯一标准的翻译传统观念，有学者结合中西翻译历史与现实的分析，比如以林纾和葛浩文翻译为例，仿佛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忠实的翻译不一定是好翻译”，而“不忠实的翻译”，比如“连译带改”的翻译，如果能赢得读者，就是“好翻译”。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文学界和翻译界，对翻译问题确实越来越重视了，围绕什么是有价值的翻译的问题，有过不少讨论和争论，在这样的争论中，有的学者的观点被媒体渲染甚至歪曲，仿佛在当今时代，翻译可以为所欲为，准确与忠实并不重要。我遇到不少自然科学家，有的还是院士，他们对此感到非常疑惑。

面对这样的争论，面对这样的疑惑，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翻译呢？就我们中国的翻译学术界而言，是不是真的还停留在“翻译就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的认识阶段呢？要破除的是不是就是“忠实性”的翻译观念呢？我们翻译学术界要关注和研究的，应该是以“政府文件、企业合同与设备说明书”为主流翻译对象的实用文献吗？ 

要认识翻译、理解翻译，有必要先谈符号问题。符号的创造，是人类最重要的创造或者是最伟大的创造，如果没有符号，人类无法认识自身、认识世界、表达世界与创造世界。语言符号仅仅是符号的一种，人类创造的还有绘画符号、音乐符号、形体符号等符号系统。借助这些符号，人类才有了音乐、绘画、戏剧、文学等一系列的创作或创造。而翻译，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符号的转换性。因此，要对翻译有本质的认识，必须正确认识符号创造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对于人类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雅各布森对翻译的三种分类，扩展了我们对翻译的认识。王宁教授所强调的图像翻译，本质上就是符际翻译。符号的创造、使用与转换，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根本性的方式，经由转换的符号性创造，拓展的是人类的思想疆界，促进的是人类各民族文化之间和各种形态的文化成果之间的交流与发展。通过翻译，人类的文化得以在空间上不断拓展，在时间上不断延续。如此认识翻译，才有可能真正认识翻译的本质，才有可能理解翻译的重要性。

认识翻译与理解翻译，应该树立历史的发展观。翻译作为人类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自然会随着人类的交流需要与社会的发展而呈现越来越丰富多样的形式。无论是宗教典籍翻译、文学经典翻译，还是实用文献翻译，都是人类的交流需要。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促进翻译方式的变化。一旦翻译对象和翻译方式发生了变化，对翻译的观念也自然会发生变化。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香港翻译界发生的一场重要论争。周兆祥对“翻译”的传统形态提出质疑，认为“改写、编译、节译、译写、改编”等等也是“堂堂正正的翻译方法”。刘靖之则认为，以读者需要的名义，任意增删、重写原文，在思想上容易造成混乱，在实践上“遗害极大”。刘靖之与周兆祥的争论，给翻译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界定翻译活动的范畴？如果说在人们传统的意识之中，只有逐字、逐句、逐章节的全译或完整的翻译才叫“翻译”的话，那么与“译”有着本质联系的“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译写、改译、参译”等活动应该如何界定呢？在我看来，人类翻译历史悠久，其形式在不断丰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我们的时代，翻译形式与翻译方法的变化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译”与“变译”之间，形式多样，历史上有“忠实”的全译，也有“不忠实”的改译，翻译学术界应该关注历史上出现的种种翻译现象，对之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不是对传统与历史的全然否定。翻译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发展，同时也在推动历史的发展，我们不能把对翻译的阶段性认识当作对翻译的终极性理解，把一时的变通当作恒久性的普遍准则。我们要转变的是对翻译僵化的、静止的认识，是非此即彼的绝对论。

认识翻译与理解翻译，应该有对现实重大问题的观照。现实有时是非常矛盾的，当今时代，虽然我们翻译的主流对象发生了变化，但无论从现实还是发展的角度来看，翻译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显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所谓的实用文献翻译。事实上，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进程中，翻译理论界要直面来自政府、社会和文化文学界提出的有关翻译的重要问题：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避免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走出去”过程中遭受误读或曲解？中国政府主导的一系列译出行为有否必要性？如何克服障碍，使中国文学与文化得到真实的、有效的传播？在我看来，对这些问题，翻译理论界的思考还是不够的。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也往往以一时的得失、所谓的效果论短长，而缺乏深度的理论探索。

近三十年来，我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深入，早已不再把翻译看成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对翻译忠实性的理解也并不再局限于语言和文字层面。各种不同的理论视角或途径，为我们认识翻译与理解翻译提供了方法论的参照。我要强调的是，不同的理论途径之间，不应该构成者定性的关系，而应该是互补性的，是某种补充、深化或丰富。如果从文化角度来看翻译的话，翻译活动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持续存在，其形式与内涵不断丰富，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联系，这种联系不是被动的联系，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主导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重大力量，对翻译的定位与定义应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进行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

[作者简介]许钧，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与法国文学。

作者电子信箱：xujun@n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