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最佳关联

江西宜春学院外语学院 袁红艳

【摘要】译者的主体性地位近年来逐步受到译界关注，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可以说是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分不开的。本文旨在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探讨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诗歌翻译总是译者或多或少的创造性叛逆，而最佳关联可以作为其目的与准则，即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再现原文的最佳关联，是对原文更高层次的忠实。

【关键词】诗歌翻译；创造性叛逆；最佳关联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一度在国内翻译界引起诸多探讨与争议。随着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从对静态的文本本身的关注到对作者——译者——读者之间动态关系过程的重视的转化，尤其是对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性地位的逐步认可与强调，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已不再被视为对原文的简单机械的模仿，而是一种凝聚着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再创造。翻译总是译者或多或少的创造性叛逆，即不拘泥于原作的语言形式的转换，于原作的语言框架之外力求再现原作的神韵与意境。创造性叛逆是诗歌翻译的必然与必需。孙致礼将创造性叛逆定义为“背叛原文的语言文字从而达到对其意义、艺术及精神的忠实”。（孙致礼，2001：18-22）诗歌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精华，更是为创造性叛逆提供了生长的沃土。

一、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在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中，高度精练的文字形式与无限丰富的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译者几乎无所适从——保存了内容，却破坏了形式，照顾J形式，却又损伤了内容。”（谢天振，2000：137）

我们认为既然诗歌是一种高度浓缩精练的文学体裁及艺术，诗歌翻译亦应如是。由于诗歌的特殊的文体性质，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求形似并不能达到对原文的真正意义上的忠实，因为“诗的生命在意境”（王佐良，1992：69）；只有独具艺术匠心的译者充分发挥其创造性才能传达。诗歌的翻译便可能成为“译者的发挥表达”，译诗不再是原诗的“一张相片”而被代之以“几乎一首新诗”（Venuti，2004：187），译者必须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以达到翻译的目的。例如《红楼梦》葬花诗最后两句：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译文1：One day when spring has departed and beauty has fled，

No one will know the flowers have fallen and the maiden is dead!

译文2：The day that spring takes wing and beauty fades,

Who will care for the fallen blossom or dead maid?

相形之下，译文1的表层结构与原文基本一致，而译文2的表层结构与原文略有不同：用care for代替know，而且还用了一个问，可谓在形式上的一点叛逆，但是恰恰是这点“叛逆”绝妙地将林黛玉的多愁善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产生了与原文一样的伤感意境。可见创造性叛逆作为一种手段，能够在诗歌翻译中再现原文的神韵与意境，达到对原文真正的忠实。

二、创造性叛逆的关联理论基础

无疑，创造性叛逆并非译者的主观任意发挥，它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尽管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正如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性地位，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可与重视，但是关于创造性叛逆，理论上却鲜有一定的依据及标准。不难发现，关联理论作为认知语用理论，可以为创造性叛逆提供有效的准则及百的，即创造性叛逆是为了再现原文的最佳关联。

关联理论的核心概念为关联原则，即“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的关联性”（Sperber & Wilson，2001：158）。我们知道，关联理论强调两个因素，即语境效果与认知努力，那么关联性则是一个语境效果与认知努力之间的平衡问题，而“最佳关联性就是话语理解时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的足够的语境效果，（adequate contextual effects at minimal processing effort）（Gutt，2004：32）。

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实质上就是一个保持原文最佳关联性的问题。既然“在大多情况下，译文和原文只是在相关方面等同”（Gutt，2004：116），成功的译文只是，而且只能是，原交际者的目的和受体的要求在认知环境相关的方面与原文相似。作齿一种交际行为，翻译总是译者根据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待进行取舍的过程：译者从原文作者明示的交际行为中（即原文及其语境）寻找最佳关联，再创造性地充分发挥译语语言的优势，把这种最佳关联忠实地传递给译语读者，达到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与译文读者的认知期待的最佳关联。

例如：（1）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my dear，

Till a’the seas gang dry.

（2）I will luve thee still，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life shall run.

译文：（1）亲爱的，我永远爱你，     、

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

（2）亲爱的，我永远爱你，

只要我一息犹存。

原文为彭斯的名篇《一朵红红的玫瑰》里的几行。在译文（1）中，王佐良没有机械地套用汉语里现成的“海枯石烂”，是因为考虑到此用语在汉语文化环境中已经用滥了，无法再现“海水枯竭，岩石熔化”在原语环境中的新鲜与气势；而译文（2），译文没有直译为“时间流逝”，而是“叛逆”为“一息犹存”，貌离而神和也。由于译者的创造性表达与恰如其分的叛逆，此译诗既传达了原文作者的意图，又符合了译语读者的认知与审美期待，从而达到了最佳关联。

三、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最佳关联

王佐良说：“一首诗或一个故事有它自己的统一性。如果译者掌握了整个作品的意境、气氛或效果，他有时会发现某些细节并不直接促成总的效果，他就可以根据所译语言的特点作点变通。这样他就取得一种新的自由，使他能振作精神、敢于创新。”（王佐良，1992：66）事实上，这种叛逆性翻译在诗歌中常常是必然与必要的：于细节或形式上叛逆却在精神或效果上忠实。从关联理论的角度视之，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可以再现原作的最佳关联，“叛逆”实则是为了真正的忠实。

例如：

怨情

美人卷珠帘，深坐蹙蛾眉。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译文：

A Bitter Love

How beautiful she looks，opening the pearly casement，

And how quiet she leans，and how troubled her brow is!

You may see the tears now，bright on her cheek，

But not the man she so bitterly loves.

By Witter Bynner

我们在此无意对此译诗的整体质量作二番评价。有趣的是在该诗的第二行中，原文的“恨”在译文中成为“bitterly love”（中文意思是痛痛地爱或强烈地爱），似乎与原文含义大相径庭。然而实际上，英文中这个看似矛盾、似非而是的隽语（paradox）却恰恰能准确传递原文“恨”此处真正的含义，因为在中国文化中“爱”是一种微妙的情愫，爱恨交结，因爱生恨，常常与“恨”难舍难分；因而较之单纯直译为hate，bitterly love更富内涵，反映了译者的匠心。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创造性叛逆的译文常常能够恰当地传达出原文的语境效果从而获得最佳关联。

又如：

声声慢

李清照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

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_，

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

正伤心，

却是旧时相识。

译文1：

Search. Search. Seek. Seek.

Cold. Cold. Clear. Clear.

Sorrow，Sorrow. Pain. Pain.

Hot flashes. Sudden chills.

Stabbing pains. Slow agonies.

I drink two cups，then three bowls，

Of clear wine untilI can’t

Stand up against a gust, of wind.

Wild geese fly over head.

They wrench my heart.

They were our friends in the old days.

译文2：

Grief Beyond Belief Tune：“Slow，Slow Song”

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so drear，

How hard is it

To keep me fit

In this lingering cold!

Hardly warmed up

By cup on cup

Of wine so dry，

Oh，how could I

Endure at dusk the drift

Of wind so swift?

For they are my acquaintances of old.

（许渊冲译）

相形之下，译文1对原文亦步亦趋，几乎达到“字字对应”。除了没有模仿原词的押韵，无论在措辞、节奏与格式上都对原词在形式上惊人地“忠实”，但是遗憾的是却违背了达意的忠实与准确。比如，两个中文成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被机械地拆成了八个英文

单词Search. Search. Seek. Seek. Cold. Cold.；更有甚之，“三杯两盖淡酒”译成了two cups，then three bowls of clear wine，虽然与原文似乎字对句比，但其语义却谬之千里。因而，原文的思想内容与哀怨伤感的情境在译文中受到损害，即译文不能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而达到最佳关联。而译文2尽管在一些语言表达方面与原文有所偏离，却更能传达原文的意境从而保持了最佳关联。翻译大师林语堂甚至于对此词的译文作了更大胆的变革：比如，他创造性地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译为So dim，so dark，so dense，so dull，so damp，so dank，so dead，译文与原文的字面意义似乎并不一致，然而，正是充分地利用了译语语言的优势（如此句连续用了七个押头韵的并列形容词取代原文的七个汉语叠声词），该译文巧妙地传达了原文的情感效果与美学效果，从而在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显得更加优美流畅且晓畅易解，有效地传递了原文的最佳关联。因而我们说创造性叛逆作为一种有效手段能够再现最佳关联，形离而神似，“有些形似偏离的译文反倒成为真得原文风格之真髓的不朽之作”（贾文波，2002：30-33），即达到译文读者的认知期待与原文作者意图的最佳关联。

四、结语

诗歌由于其所蕴涵的#殊的文化内涵与高度的艺术性，为了再现原作的神韵与情境，常常导致在诗歌翻译中“译者不得不将诗人已设定的语言形式进行解体并完全以另一种语言形式着手重组”，诗歌的译本因此成为往往“一种变体甚于一个复本”（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2001：66），因而我们说诗歌翻译是一种凝聚了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再创造，或多或少总是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即当“鱼与熊掌”不能同时得而兼之时，通过对原文形式的背离以达到对其意义的忠实。因此，译者有时可能不拘泥于甚至改变原文的字面意义而试图再现其精神实质；表面形式的叛逆实质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忠实。

然而，尽管创造性叛逆是诗歌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却决非不受任何束缚的“乱译”与“胡译”。作为一种旨在再现原文神韵的二度创造，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可以从关联理论中获得一种理论依据，即最佳关联。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是一个对原语进行语际阐释的明示-推理的动态认知过程并注重交际意图的实现，因而根据关联理论，译者可以充分发挥其创造性以实现最佳关联，求得译文与原文在认知环境相关方面的等同，以便译文读者以有效的认知努力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即从译诗里真正获得原诗的真髓与神韵。总之，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的意义是巨大的。而以关联理论为指导的创造性叛逆更具有方向性与正确性：创造性叛逆是为了在译文中传递最佳关联，而且创造性叛逆作为一种翻译策略可以实现最佳关联。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诗歌翻译便可能达到一种对原文的忠实性与发挥译者的主观创造性的辩证统一，达到对原文更高境界的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