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述评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何绍斌

【摘要】虽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已然存在的事实，但在中国翻译界却对此有各种争论甚至责难。可能的原因除了传统研究思路太过根深蒂固，这个概念本身缺乏明确界定以及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发展史不甚了了，也是造成混乱的重要根源。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清理“文化转向”概念流变史的基础上，指出它对于翻译学的巨大积极意义，并澄清我国学界一些误解以利于翻译学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误解；反思

一、引语

可以说翻译研究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就“研究”一词的宽泛意义而言的，因为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已经有至少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任何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都可以说是一种“研究”；说它年轻，是在现代学术体制意义上来用“研究”一词，这样的研究必然具有系统化、理论化和可重复、可预测等现代学科特征，而理论化、系统化的翻译研究是伴随语言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兴盛而诞生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副产品”。然而，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翻译研究如同其他任何人文社会学科一样，在发展历程中必然出现研究焦点和视角的转变。事实也的确如此，概而言之，20世纪70年代以前，翻译问题基本上都是在语言学框架内讨论的，姑且称之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70年代至80年代，一批原先从.事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在当时日新月异的文论基础上，从文学影响和接受的角度重新阐释接受文化语境中的翻译文学，从而把翻译研究的焦点从微观的文本内语言意义的求索转向对翻译文本制作和流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叩问，或可称之为“翻译研究的文学范式”；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的新思潮层出不穷，尤其是随着文化批评的新锐观念的流行，翻译研究领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文化转向”。“文化转向”的潮流虽然首先出现在西方学术界，但由于全球化的惯性力量，更重要的是中屆自晚清以来向西取经的传统，中国翻译研究界也自然加入这股“文化转向”的大潮，尽管我们在吸收利用这股思潮时加入了许多中国特色，但问题也由此而来。

正如有学者所观察的那样，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中国已经是必然存在的事实，（吕俊，2004：54）但其引发的争论、误解和误释，甚至无端诘难也同样甚嚣尘上。当然，同样情况在西方译论界也并非没有，只不过远没有中国译论界那样势若水火。值得一提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译论界，虽然人们频繁使用“文化转向”这个概念，但鲜有对概念本身的界定和疏解，这也可能是引起混乱的原因吧。鉴于此，本文试图梳理“文化转向”概念的由来、内涵、未来可能走向以及它在中国译论引起的误解，为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增添一个小小的注脚。

    二、“文化转向”的由来与内涵

1.对传统研究模式的反思

所谓“转向”，无非是研究焦点和视角的调整变化。《圣经》中关于“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传说被一代又一代翻译论者引申为翻译必要性的隐喻，因为“Babel”在希伯来语中本意是“变乱”，即变乱人们的语言，使之无法互相交流。但这个故事也同时昭示了自古以来人们的翻译观，即翻译问题无非是语言问题，或者说语言理解、转换和表达的技术性工作。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翻译问题被放在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条理化和体系化，翻译研究由原来的零散的、感悟式的言说状态逐渐向理论化的学科过渡，但正如一位中国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关注的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怎么译?”的问题。（谢天振，2003：24）20世纪中期的一些代表性翻译论理论家如美国的奈达（Eugene Nida），英国的卡特福德（J. C. Catford）和纽马克（Peter Newmark），前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等，他们的著述无不如此。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遭后人垢病的地方首先是其结构主义式的意义观，把文本视为封闭的结构，相信意义的确定性，即由作者通过语言规律预设在语言结构中，而译者和读者的任务就是在字里行间寻找文本的意义（to read between lines），并由此衍生出一套相应的评

价标准和操作策略。首要的观点是“忠于原文”。这一观念古已有之，其理论预是语言间的“绝对对称”，还有就是语言的“透明性”、（transparency）（Venuti，1995）或“同质性”（homogeneity）。在“忠实”翻译观的影响下，又产生了一系列相应假设。其一：译文是原文的“模仿”、“摹本”，由此产生的关于译文和译者的喻说如“不忠实的美女”（bglle infidele，法国翻译评论家Menage评Perrot D’Ablancourt译文语）、“仆人”（法国作家Mfidame de la Fayette，学者Charles Batteux都曾有此说）（谭载喜，2000：111；124）及“奴隶”（a toiler on another man’s plantation，英国桂冠诗人John Dryden语）（Bassnett，in Alvarez &Vidal，1996：16）等，都暗含不言而喻的等级关系。其二：由于译者的工作仅仅是把凝结在原文中的意义搬到另一语言中，其角色和搬运工相差无几，始终处于原作者的阴影里，毫无创造性可言。另外，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排除了翻译活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忽视意义的产生、解读和接受的历史性，更看不到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活动所具有的建构和颠覆功能。总之，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翻译理论，是在文本内部进行的微观研究。

对于语言学派翻译观的反驳早在其影响日隆时就开始了。1953年John McFarlane在其论文“Modes of Translation”中指出，如果是因为翻译没能满足我们的期望而鄙弃它，那是由于我们的期望不合理。不是翻译本身有多糟糕或译者的无能，而是我们看待翻译及其可行性的方法有问题。翻译不可能做到十足准确（total accuracy），因为谁也说不清楚十足准确是什么样子。（Hermans，1999：17-9）十年后，Mcfarlane的见解才得到一批捷克和斯洛伐克学者如JinLevy，Frantisek Miko及Anto Popovic等人的响应。他们沿着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思路，用系统的观点考察文学翻译。在其1963年出版的Literary Translation一书中，Levy没有像当时语言学派的分析那样从语言的差异入手，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下列问题：译者的历史和社会角色；不同文学阶段和民族传统的诗学差异；某些规范（norms）和看待翻译的态度对翻译策略的影响。Popovic提出翻译是“元交流”（meta-communication）的一种形式，元交流包括各种对源文学文本的加工（processing）或操控（manipulation），即元文本（meta-text），如转写（transcription）、剽窃（plagiarism）、伪造（forgery）、戏仿（parody）、意释（paraphrase）•和翻译（translation）等。（ibid，21-5）由此不难看出，后来I.Eyen-Zohar， G. Toury和A. Lefevere等人的思想决非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