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所带来的启示与困惑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修文乔

【摘要】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是受到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影响的结果。从表现形式上看，就是在翻译研究中关注翻译与权力、与性别、与政治的关系。它从历史、文学、政治等多种角度切入，对翻译主体、产品、过程进行动态的、宏观的、外部的研究，从而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研究模式。但同时它将翻译研究的独立学科属性泛化为无学科属性，消解了翻译本体论的研究，并带来研究的主观化倾向。正确的做法是借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文化研究成果建构翻译研究所需的分析模式，对翻译进行内在和外在双重解读。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启示；困惑

0.引言

翻译（包括口译和笔译）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把翻译当成一门学科进行研究才刚刚开始五十年”（Munday，2001：5）。而一直到1972年Holmes发表《翻译研究的名称与性质》这篇在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翻译研究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翻译学者们采取了语言学的研究途径，这类学者以雅克布逊（Jacobson）、卡特福德（Catford）、奈达（Nida）、威尔斯（Wilss）、科勒尔（Koller）等为代表。他们以语言学理论为背景，以 原语文本为中心，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试图追求译文在语法、语义、读者感受等方面与原文的等值。这种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指导的翻译观是以承认语言表达的普遍性、文化负载的一致性和价值判断的中立性（value-free）为前提的。

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为代表的一大批翻译学者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他们借鉴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从宏观角度出发，以政治、文学、历史等多角度为切入点，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从原语文化转向了译语文化。这一转变又被称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1.文化转向的发生

传统上的翻译一直被人们理解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因而翻译研究一直关注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它突破了传统的语言模式，借鉴了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研究成果，赋予了翻译研究宏大、多维的研究视野，极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

奥地利翻译理论家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mby，1990：79）首次提出“文化转向.”这一命题，意谓由把翻译看作文本到把翻译看作文化和政治这样一个转向（Munday，2001：127）。1990年Lefevere与Bassnett合编了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对“文化转向”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此后翻译界学者对这一命题进一步深入挖掘，并形成了多种变体。

1.1文化转向的各种变体

翻译和权力——勒弗维尔在其代表性著作《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控》中引人了“改写"（rewriting）这个重要概念，将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他认为翻译是一种重要的改写形式，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Lefevere，1992：8），因此必定受到当权者、赞助人（patroi^ge）或译者意识形态及诗学的支配，是一种操纵行为。“在翻译过程的任何一环中，如果语言因素和意识形态/诗学因素发生冲突，那么胜出的必定是后者。”（Lefevere，1992：39）翻译最终与权力有关，为权力服务。

翻译和性别——谢莉•西蒙（Sherry Simon）是加拿大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探讨翻译问题。她以性别差异为出发点，得出翻译具有衍生的、女性的特征。她还引用了17世纪的一个谚语，借以把译文比作女人：漂亮的不忠实，忠实的不漂亮（Simon，1996；10-11）。她专门讨论过对翻译中性别语言标记（linguistic markers of gender）的处理问题，此外还重新评价了女性译者在翻译史上所作的贡献。冯•弗洛托（Von Flotow）也在其著作《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中阐述了女性实验性作品的翻译实践，并对女性译者为焦点的翻译历史进行了研究。

翻译和政治——翻译与政治的联姻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后殖民主义主要关注种族、阶级、政治、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在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有关翻译的概念、判断及喻说（费小平，2005：224）。

印度裔美国学者斯皮瓦克（Spivak）在1993年《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文中提出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另一位邱度学者尼兰贾娜（Niranjana）在《给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与殖民主义语境》（Sitting 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nd the Colonial Context）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加深人的研究。她特别关注殖民者如何用英译作品来建构一个代表真理的重写的东方形象，并举例说明殖民者以此将他们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被殖民者身上（Mimday，2001：134）。此外，巴西的“食人主义理论”（the Brazilian Cannibalism）体现出殖民地人们要彰显自己的多元文化、实现文化认同的心愿，意大利裔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借以批判和限制翻译中体现出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窜改行为。

当然，这些变体之间互有交叉和重叠。政治立场的背后体现了权力的纷争，性别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但他们的共同点则是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层面对翻译问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梳理和探究，体现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特征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