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所 王宏

苏州职业大学实用外语系 刘伟

【摘要】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范围，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影响翻译活动的文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宏观因素。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本文探讨了翻译的定义、翻译研究范围的划分、译者的作用、文本有无原意、能否被复原等当前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并提出翻译应划分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和宽泛意义上的翻译。翻译研究应在多元体系的参照下有所偏重，偏重内向型本体研究，尤其是文本研究。

【关键词】翻译研究；翻译；译者；文本

0•缘起

受文化研究、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的影响，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扩大了翻译研究范围，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影响翻译活动的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等宏观因素，比如：翻译与权力的关系、翻译与性别的关系、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翻译与伦理学的关系等。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更为注重翻译过程和译作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翻译的外部环境以及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Gentzler，2004：187-203），更为注重译者的作用，更为注重译作的效果而不是其内在文本结构。例如：翻译不一定要忠实，却必须达到目的（目的论）；翻译由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决定，原文只是其中之一（多元系统论）；原文与译文的二分法必须否定（解构主义）；原文至上的观念是父权社会的产物（女性主义）；译者有权对原文进行操控（操控学派）；翻译是为权力服务的（多元系统论、后殖民主义）；翻译激活了一种新的后殖民语言（巴西食人主义）。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我们对翻译的复杂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促使我们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方面，翻译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翻译自身的一些孩心概念仍有待澄清。具体讲，今天我们谈到的中西方翻译研究仍然是一个流派林立、众说纷纭的学术领域。许钧教授曾无不忧虑地指出“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吞食、并吞的倾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在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沿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许钧，2003：56）国内的其他专家、教授近来也先后撰书撰文表达了对翻译研究自“文化转向”后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看法（杨自俭，2005；吕俊，2006；方梦之，2006；赵彦春，2005；曹明伦，2006）。

笔者认为，当前翻译研究有以下几个热点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1. 对翻译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要澄清什么是翻译，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和宽泛意义上的翻译，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翻译的归属。

2. 对翻译研究的范围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需要弄清翻译研究的内核和边缘以及作为翻译主体之一的译者的权限。

3.文本有无原意，文本意义能否被复原和再现？这涉及到我们对翻译策略、翻译标准等一系列问题的态度。本文拟就以上三问题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1.什么是翻译？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和宽泛意义上的翻译？

对何谓翻译，历来众说纷纭，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致力于翻译理论研究（包括纯理论与应用理论）的研究者或者直接.投身翻译实践的译者似乎都有各自的看法，这并不为奇，因为这种现象在其他领域同样存在。比如，何为语言，这恐怕也是一个人言人殊的议题。但是，人们对语言的不同认识并没有影响语言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建立。自上世纪初索绪尔的划时代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以来，语言学在短短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已经在全球范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反观翻译研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仍处于草创时期，或前学科发展时期。其具体表现在：一、译界学人对翻译研究的范围未达成共识；二、译界学人对翻译研究的途径存在分歧并常常通过夸大分歧、人为地制造对立面或假想敌来为自己的研究鸣锣开道；三、研究视野狭窄、盲目一边倒、缺乏对不同意见的包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以上现象的产生？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翻译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Munday（2001：4-5）曾指出：作为术语使用的翻译有三层含义：它可指翻译研究、翻译产品和翻译行为。其实再细分下去，翻译研究又可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宏观研-究、微观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规约性研究。翻译产品涉及翻译的方式（归化、异化、杂合化）、种类（笔译、口译、通用翻译、专f]用途翻译、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语内、语际、符际翻译，中译外、外译中）以及相关评判标准。（是以原文文本为中心，还是以译文读者的需求为中心？是以译者为中心还是以委托者、赞助人或翻译目的为中心？是协调各方利益，还是有所偏重?）翻译行为涉及的因素就更复杂，既有权力、意识形态、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又有原作者、译者、读者、文本内部因素的制约等。

笔者认为，目前译界对翻译的分歧多源于对于翻译行为的定位上，而这个问题又十分重要。人们从前对翻译行为的定义显然过于狭窄，多把翻译定位在“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如辞海对翻译的定义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该定义既没有涉及译者该怎样表达，也没有涉及译文的读者和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等。而文化派对翻译行为的定义则十宽泛。如，视翻译为改写、操控，这就给了译者很大的权力，使翻译的本质属性发生了变化。又如，视翻译为一种泛文化行为，受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等制约，这就使翻译的范围大大超越了其原来的边界。笔者呼吁，有必要界定何谓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何谓宽泛意义上的翻译。只有我们对上述概念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翻译研究才能良性互动，全方位多角度地协调发展。笔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仍然属于语言转换，不过它应该是“以原文和原文作者的意图为起点，受译文读者需求、译者翻译目的、译入语文化所制约的语言转换”。有鉴于此，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要以原文为对照，受原文文本限制，如科技、法律文本的翻译，参赛译文等。这类译文“既要经得起读，又要经得起对”宽泛意义上的翻译则是“以原文为参照，受赞助者、译文读者需求、译者翻译目的、译入语文化所制约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也就是说，此类翻译更多融入的是赞助者、译文读者需求、译者翻译目的和译入语文化的制约。与原文文本相比，此类翻译在内容、长度、文体、语气等都可能有相当的变异，如某些文学体裁、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就两类翻译而言，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属于内向型的文本转换，且能覆盖大部分文体；宽泛意义的翻译属于外向型的文化翻译，仅适用于部分文体和一些特殊的要求。做出这样的区分，一是符合实际情况，二是有利于针对不同的翻译行为开展不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