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批评的危机与翻译批评学的孕育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吕俊

【摘要】本文指出自解构主义范式的译学研究开展以来，翻译批评出现了危机，作者分析了这一种现象，认为危机的根源并不在解构主义的研究范式，而在于我们原来对翻译批评的狭隘认识。这种认识把我们的批评视野局限在文本之内与语言的形式上，而没有认识到翻译批评应是一种价值批评，即评价问题。它必然与社会、文化相关，因此，可以说是解构主义的思维范式为我们建立以价值学为指导的翻译批评学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关键词】翻译批评危机；翻译批评学；研究范式；价值哲学

―、翻译批评所面临的危机

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翻译学是离不开翻译批评研究的，因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式不是实证性的，而是评价性的。它与自然科学很不相同，自然科学的工作对象是可以脱离主体而存在的客体，它有着不依赖于主体的独立性和内在规律性，具有非个体主体中心性质，即其研究结果可以通过实验、计算、测量或逻辑推理等实证方法得到证实和检验，而且人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而人文科学则不然，它的客体是文本，是作者意志、情感等的符号化形式，是一种充满主体性的自为性存在，有较强的个体主体中心性。而读者只能通过内省的方式去体验它和感受它，因此难免不同人有不同理解的情况。因为内省只是一种直觉式的自我认知，不仅缺乏公共性，连主体间性都没有，所以要检验这样的成果，只能通过批评与评论的办法，即通过协商、争辩，以取得相对一致性的看法，这就是一个去个体主体中心化的过程，也就是评论和评价过程，所以这类学科我们称之 为评价性学科。

翻译学亦是如此，对其成果要通过批评的方法进行检验。因此，翻译批评研究是翻译学学科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翻译批评是伴随翻译活动而发生的，只要有翻译活动，就总会有人对这一活动及其成果有所评论，这就产生了翻译批评活动。例如，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与看法指出译文忠实与不忠实，风格对等与不对等，译文是否如原文一样通顺，等等。在一些相关学科知识进人译学以后，人们又借用诸如语言学、文艺学、文化学等理论原则和方法对译文进行检验，这些批评对保证译文质量，提高翻译水平起到很大的指导作用，同时也丰富了翻译理论，促进了译学与相关学科的融合，Peter Newmark 曾指出：“ Translation criticism is an essential link between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 Newmark，2001：184]。因此，翻译批评也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但是，在翻译学进入20世纪最后几年时，翻译批评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翻译研究的范式（paradigm）发生了变更。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翻译研究领域是解构主义范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范式以诠释哲学为基础，它拆解了结构，破坏了 系统，否定了中心，把研究的重点从结构内部转向了外部，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如意识形态、文化差异、权力操控等对翻译的影响，并用对话理论揭示出意义并非先验地确定而是在对话中生成的道理，指出原来所谓原文与译文的等值性只是一种幻想，从而破除了文本意义确定论和文本间等值性转换的神话。从此，人们开始怀疑翻译批评在今天还有没有客观性，翻译批评还有没有标准，对话中的意义生成会不会导致相对主义，多元性批评会不会产生混乱，没有了统一标准会不会“怎么都行”，甚至翻译批评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如此等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翻译批评的危机。

危机的出现往往是对传统的观念或习惯性思维的挑战，是原来的理论缺陷或原来范式的选择不当所造成的结果。危机同样也会迫使我们对原来的理论依据，或思维方式或研究方法进行检讨和反思。

我们必须回顾这二十多年来译学发展的思路和脉络，以便寻找原因。在漫长的语文学译学范式中，翻译批评没有出现过危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译学研究中也没有出现 过，只是在解构主义译学范式中才出现了这种危机。我们注意到，前两个研究范式中，人们在进行翻译批评时，总是有所遵循和依靠的中心，使人们有一种依托感。如在语文学范式中，作者原意就有绝对的权威性，无论是最早的经书翻译（如圣经和佛经）中“神”的旨意，还是后来的“圣人之言”，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是后来的普通作者，他们的原意也是译者和批评家所努力追寻的终极目标。译者与批评者都努力发掘有关作者的情况，从他们自述性的自传，到友朋之间往来的书简，言谈笔录，生平经历，及时代背景等，都可以成为译者所参照或批评者所依据的权威材料和有力武器，对此无人持有异议。 因此，作者主体的思想研究、生平研究、环境研究都成了翻译批评的内容，形成了索隐式的批评。自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进入译学之后，译学研究中，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代替了语文学范式，作 者主体的权威地位禅让给语言和文本的规律性这一客体权威，从此，语言转换规律和文本内部的构成规律又成了人们在进行翻译批评时的依靠和依据。这种权威更具明确表征，确定意义的决定性地位，对于批评者来说，这种客体权威更具有说服力，也更具客观性。因为作者主体总是具有“不在场性”，是缺席者，他的原意往往带有考据性和推断性，因此也会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可是文本与语言的规律却总是在场的与公开的和公认的，从而使批评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因此，翻译批评在这次范式更替后不但没有出现危机，反而增强了信心，有了更具客观性的依据。这种思想在翻译界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第一种思潮影响下（语言论转向中有三种主要思潮，第一是分析哲学，第二是存在主义，第三是诠释哲学）。我们知道，哲学的语言论转向是在认识论哲学基础上的发展。 当哲学家们意识到认识中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是语言的问题时，便把 研究的重点转到语言上，最先开始对语言关注的是分析语言学派。 这一派观点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对科学语言作逻辑分析，它强调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主要是分析语言的形式和意义方面，从而语形分析与语义分析成为语言研究的主要方法，这对译学影响很大，一时间，结构对比与分析、语义对比与分析、语篇対比与分析几乎成了翻译批评的主流。但是这仍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看问题方式，所以哲学界把 这种思潮称之为新实证性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并没有给传统翻译批评带来颠覆性威胁反而让批评者增强了信心，因为语言分析增强了语言的工具性。

让翻译批评出现危机的是语言论转向的另一股思潮，即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综合派，它不同于分析派，它主张对语言进行逻辑综合，把语言同人的存在放在一起考虑，其代表人物海德格尔的一贯思想是“语言的命运奠基于一个民族对存在的当下牵连之中，所以，存在问题将把我们最内在地牵引到语言问题中去”[陈嘉映，1的5：303 - 304]。他的观点是完全不同于把语言作为工具的分析学派的，而是把语言看成是存在的家，人也是栖居于语言之中的。这一思潮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传统看法，因此也带来相应观念的变化，但是更直接影响翻译研究、动摇传统观念的是在这两种思潮之后的第三种哲学思潮——检释哲学，其代表人物是伽达默尔和德里达。德里达用文字学的理论来颠覆语音中心主义，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致命缺陷是假定了意义的先验在场，规定了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形而上学在语言中就表现为语音中心论，因为语音中心论意味着言说者的在场性（也即作者的在场），他具有权威性，是不可以被误解的，从而就封闭了向一切可能方向的延异和播散，而文字符号则不然，一旦形成文宇书写形式，言说者就隐退了（如说“作者死了” ）， 权威不复存在，这样语言的能指符号才能从所指的规定中解放出来，从而提髙了文本的地位。他认为，文本无作者（即没有作为中心主体的作者）就没有先验的意义，这样才能使读者发挥其能动性与创造性去同文本对话，德里达髙扬文本地位旨在让语言淹没主体，让延异颠覆在场者和他的支配地位，让意义成为在读者以其经验性的前理解视域与文本视域交融中生成。在这方面伽达默尔的思想与之一致，他们视域融合的理论成为诠释哲学的核心性理论，他们的这些思想使得原来以作者原意为中心的语文学范式批评与以文本语言规律性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翻译批评均失去了依靠。代之而起的是对文本外部因素的关注，如译者目的性的功能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权力话语批评及文化批评等等。一句话，翻译批评从文本内部走出来，进入了对文本形成的过程的思考，是对隐在文本形成背后的力量的批评。而这些批评显然不是原来翻译批评的内容，也不能依靠翻译理论或语言学理论为指导进行。它成了对翻译批评的一种批评，因此带上了元批评性质。

而这种批评性质的转变在习惯于传统思维方式人的心理是一个极大的冲击，认为这样一来，翻译就无法进行“客观”的批评了，翻译标准也无法制定了，因此必然导致翻译批评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