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基本标准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历来强调一个“信”字，将“忠实而通顺”视为翻译的基本标准。

 1789年，英国翻译家、学者乔治•坎贝尔率先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翌年，英国的另一个更著名的翻译家泰特勒也提出了一个三原则，跟坎贝尔的三原则如出一辙，两人的基本思想就是：一、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二、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三、译作应具备原创作品的通顺。同样，回顾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从佛经翻译家释道安的“案本”（意为按照原文的本意），到严复的“求信”，到傅雷的“神似”，到钱钟书的“化境”，都离不开“忠实”这个总原则。特别是严复1898年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对我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翻译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国外翻译理论界涌现了众多的理论学派，如雅可布逊、卡特福德、费道罗夫、奈达等倡导的等值论、等效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图瑞的描写翻译学，勒弗菲尔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因素论，弗米尔的目的论，以及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毫无疑问，外国翻译理论的引进开阔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将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推上了一个新水平。不过，对于外国的某些翻译理论，也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我们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必须正视各理论流派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切不可盲目随从。我们认为，翻译还应以忠实为本。

 概括起来，翻译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两个：一是翻译的根本任务，用鲁迅的话说，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用茅盾的话说，是“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用钱钟书的话说，是“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二是完成这项根本任务需要解决的矛盾，用鲁迅的话说是“力求其易解”，用茅盾的话说是用“纯粹的祖国语言”，用钱钟书的话说，是“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简而言之，前者是要解决“忠实”的问题，后者是要解决“通顺”的问题。

 所谓忠实，首先指要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一般情况下，译者应把原作的思想内容完整而准确地传达出来，不得无端加以篡改、歪曲、遗漏或增删。这里所说的思想内容，通常指作品中所叙述的事实、说明的事理、描写的景物，以及作者在叙述、说明、描写的过程中所反映的立场观点，所流露的思想情感。但在特殊情况下，因受到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约束，译者在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时，可以作出适当的灵活处理。

 忠实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这里所说的风格，包括原作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以及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一般说来，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不能以自己的风格取代原作的风格。比如说，原作是通俗的口语体，译文就不能改成文绉绉的书面体；原作粗俗繁琐，译文就不能改为文雅洗练；原作展现的是西方色彩，译文就不能改换成东方色彩，而必须保留原有的异国情调。

 所谓通顺，是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畅达、易懂，合乎规范。一般说来，译文应该使用明白晓畅的现代语言，不可逐词逐字地硬译。译文通顺，不一定要“地道”，因为“地道”的译文有时难免会损害异国情调。当然，译文的通顺度还要注意与原文的通顺度相一致，遇到作者有时为了刻画人物或渲染气氛，而故意采用一些非规范化语言时，译者也不宜一味追求通顺，而应设法加以仿效。

 在翻译中，忠实与通顺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忠实而不通顺，读者看不懂，或者看不下去，忠实便失去意义，实际上就是不忠实；通顺而不忠实，读者也许可以看下去，但得到的是被歪曲的信息，其危害比忠实而不通顺还要严重。因此，忠实与通顺，片面只顾哪一方都不行，一定要二者兼顾，并且要把握好分寸，讲忠实时不妨碍通顺，求通顺时不影响忠实。

 当然，上述论及的只是翻译的基本标准。如果在“忠实而通顺”的基础上，再能充分传达出原作的神韵，则是翻译所应追求的更高标准和境界，本教材作为普及性通用读物，这里不再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