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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中国古代的译语人》评介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3-06-21 07:59:46    文字:【】【】【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中国古代的译语人》评介

唐芳  香港理工大学

    一、引言

    《中国古代的译语人》(Interpreter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在2011年出版的一本新书,香港是岭南大学龙惠珠(Rachel Lung)教授用五年(2005-2009)时间写就的力作。虽然该书并非介绍中国口译史的第一部专著(黎难秋,2002),但作者对史料展开了更为细致地分析,不仅从中发掘出不少被忽略的口译活动史料,更着重探讨了译员在记载外交事件的史料编写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说黎难秋的著作是从外交、贸易、军事、科学、文学等多个角度入手为读者勾勒中国口译史的全景图,那么这本书便是在此画卷上为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口译活动添补了生动的细节,让各位在口译史上发挥作用的人物更为血肉丰满。

    二、内容概述

    全书共十章,按时间顺序排列,从以下两个维度向读者揭示中国古代的译人译事:第一至四章及第九至十章侧重从史料中挖掘译员的存在与特征;第五至八章则聚焦译员在记录中国对外交往的史料编写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第一章考察公元一世纪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翻译活动。西方对口译与笔译的区分由来已久,然而直到公元前十世纪中国的《礼记》中才首次提及对翻译的称谓,即寄、象、狄礙、译,其中唯沿用至今。既指口、笔译活动又指口、笔译员。作者认为这种不区分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翻译认识的模糊性。

    作者指出汉朝中央政府对边境少数民族实施羁縻政策,即派遣官员到边境助其发展以加强民族融合。益州剌史朱辅是外派官员的杰出代表,据《后汉书》(范晔,445/1965:2854-2855)记载,朱辅在随从兼译员田恭的协助下,向外族宣扬国威,促成了外族朝贡事宜。基于外族进贡时所献的三首诗歌(同上:2856),作者分析了朱辅、田恭及皇帝的翻译观:首先臣辄令详其风俗,译其辞语展现了朱辅作为口译用户已认识到译员不仅要具备双语能力,还应掌握跨文化知识,这表明在久远的公元一世纪,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已被察觉。此外吏译传风,大汉安乐透视出朱辅视译员为政治宣传工具;田恭译员兼官员的双重身份剥夺了其中立性,他与外族深入交往以习得外语、考察民俗,此举与现今的译前准备亦有相似之处;而皇帝令史官记录诗歌的举动也彰显了其只重视翻译产品而忽视翻译过程及译员。

    第二章作者聚焦公元六世纪中国与其它亚洲国家的交往。随着朝贡国的增多,重译(relay translation)成为当时盛行的沟通媒介。然而作者考察发现重译并非唯一的沟通方式:如滑国(the Hephthalites)雇用河南人Tuyuhun)与朝廷交流;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Silla)透过该岛西南部的百济(Paekche)与中国交流。作者由此推测,在本国无人知晓汉语的情况下,朝贡国通常会雇用第三国翻译。史书中没有任何对朝廷派出翻译的记载,作者进而推断在六世纪初期,各国都达成一种默契,即向中国进贡需自行解决语言障碍问题。其实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国文化圈一直在不断壮大,邻国对汉语、儒家文化的掌握在逐步深化,本章中作者向读者还原了中国文化圈以外的国家与中国交往时的方式与格局:除重译外,多雇用知晓汉语的第三国人士为其翻译,这样既能畅通与中国的交流,也显示了对中国的尊重,更利于两国关系融合与贸易往来。

    第三章探讨隋朝与突厥交往中的翻译事件。584年和607年两位突厥可汗先后向隋朝皇帝呈献国书(state letter)0两封国书是用突厥文字写成后译成汉语的,还是直接用汉语写成的?作者对此展开探析。首先,语言层面上,作者从人称的使用、平实的风格和后置谓语的句法特征入手铺垫了其均为译作的可能性;其后,作者从史料中挖掘出东罗马帝国曾翻译突厥国书、突厥与东罗马帝国曾缔结盟约以及北朝皇帝曾派刘世清将汉语涅槃经译成突厥文等事件,由此证明了突厥文字在六世纪中期已存在。此外突厥在567年曾用本国文字写成献给东罗马帝国的国书也再次强化了两封国书用突厥文写就后译成中文的可能性。

    唐朝特设中书省(the Secretariat)和鸿职寺(the Court of diplomatic receptions)负责翻译事务。第四章中作者侧重考察两个机构内译官职责的异同。鸿胪寺有翻译20名,被称作译语人'职责包括接待外使、传授唐朝礼仪、召见外使时进行口译等;中书省内共有10位翻译,称为番书译语,其职责是将外使呈上的国书等书信在朝廷宣读前译成汉语。另据《新唐书》(欧阳修,1060/1975:1258)记载,鸿胪寺规定若外使有事上报,译语人需作记录。若译语人能胜任口、笔译,为什么职权分工明确的唐朝要分设两个机构来承担翻译任务呢?鉴于译语人多由外族人士担任,作者推测他们可能只精通汉语口语,写作能力不尽如人意,于是唐朝另设番书译语,他们无需精通双语口语,但要善于汉语写作。乌云高娃称当来访国家尚无文字时,番书译语需同传其口述的国书(2001:171)。作者质疑此观点,认为这类国家国书的翻译可能是由译语人与番书译语协作完成,即译语人负责将外使口述的国书传译成汉语,而番书译语则负责将口译的汉语国书转写成正式的书面汉语国书。

    第五章考察译员对史料编写的作用。作者提出了口译内容经笔述载入史册的四种可能:1)译后史官向译员征询口译内容;2)译后译员自行记录口译内容;3)作为职责之一,译员需将口译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来呈交史馆;4)在口译现场,史官将口译内容直接载入史册。通过对四段史料的详尽分析,作者一方面证实了口译的内容确有被载入史册;另一方面总结出载有口译内容的史料常呈现对话体,外使发言的传译常用直接引语逐字记录,而中方的问答多用间接引语作概括性记录。

    第六章作者比较了539年梁朝编写的《职贡图》与636年唐朝姚思廉编写的《梁书》,发现两者内容和措词极其相似,由此推断后者是参照前者进行编写的。同时,由于《职贡图》的文字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译员向史馆上交的笔记写成,作者以此证明了第五章中提出的译员在书写史料方面发挥作用的第二种可能,即某些史料是基于译员在译后呈交给史馆的笔记撰写而成的。

    第七章作者考察译员在史料编写过程中被征询的作用。除访问来华外使,唐朝还派使者出访以增强对外族的了解。据《唐会要》(王浦,961/1987:1785)记载,《西域记》的作者安西都护盖嘉运出访时曾就黠戛斯族(Kirghiz)的多个汉语译名问题咨询译员。宰相贾耽也编写了多部人文地理著作,身为鸿妒寺卿(chamberlain)的他,既可参阅译语人呈上的采访外使报告,又可自行访问外使,还曾游历多个国家。鉴于其著作中涉猎的国家之多,作者推断贾耽在后两种场合中都使用了译员。由此作者得出结论:盖嘉运和贾耽的著作中一定蕴藏着译员的口译内容。

    第八章探讨唐朝的王会篇。作者选取黠戛斯传Kirghiz Memoir)为例,黯戛斯是唐朝在抗击回纥(Uighiir)战斗中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与黠戛斯外使会见时,唐武宗令译员察其民俗,同时命吕述等人撰写黠戛斯传843年)。鸿胪寺规定译语人需在朝廷会见后一月内将会谈内容整理成文交予史官,作者依此推断吕述黠戛斯传的编写不仅基于他在会见现场的所见所闻(通过译语的传译)也会参照译语提交的笔录。在证明了译语对黠戛斯传编写的影响后,作者从会面过程中对外使姓名的解释,对会见的提及,皇帝令译语采访外使,报告体、对话体、直接引语的频繁出现及译语人错译的延续五个方面一一举例,证实了987年乐史所著的《太平寰宇记》与1061年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中关于黠戛斯的记载分别参照了黯戛斯传和鸿胪寺对当时会见的记录,由此作者展现了译语的口译产品和译后笔录对一个多世纪后的史料编写仍发挥重要作用。

    唐朝中后期,回纥一面侵扰中国西北部,一面与黠戛斯频繁交战。虽然839年黠戛斯战胜了回纥,但回纥残存势力仍潜伏于西北边疆,不断滋事扰民。面对这种局势,朝廷一面与鲒戛斯通信商讨剿灭之计,一面与回纥通信望其归降。第九章中作者对时任宰相李德裕代表朝廷草拟给两国的15封信逐一展开分析,发现有13封注明送信人将向对方说明朝廷意图,由于信件中均未表明译员的存在,作者推断送信人便是口头传译朝廷书信的译员。此外,据《李德裕文集校笺》(傅璇宗、周建国,2000:89-91)记载,黯戛斯人在理解朝廷书信上遇到困难,李德裕将此归因于传译不同,朝廷为此降低了书信内文字的难度。不难想象,为解决该问题,除降低书信内文字难度,朝廷就李德裕提出的传译问题也会采取措施,这也有力佐证了作者提出的当时存在译员的观点。

    第十章探究粟特人(Sogdian)作为唐朝译语人的忠实性问题。李德裕上表(memorial)奏明对石诫直等粟特译员忠诚度的怀疑,这种怀疑始于石诫直自告奋勇向回纥送信而后不知所踪。他认为粟特人曾为回纥充当译员、与回纥隶属同族、且曾为获得唐朝对回纥的优待而伪装成回纥人,这种种事实都可能导致粟特译语人背叛唐王朝,他们可能泄露唐朝军情甚至在回纥人面前诋毁朝廷。由于误以为粟特人与回纥人为同族,李德裕更建议朝廷遴选非回纥族双语人士任朝廷翻译。这彰显了唐朝对既懂汉语又懂回纥语译员的迫切需要;更重要的是,由于至今仍未有确凿证据显示粟特译员的背叛,对比初唐时期自由开放的外交政策,作者认为对译员不忠的怀疑正彰显了唐朝国力地日益衰竭。

    三、学术特色

    在不到两百页的篇幅中,《中国古代的译语人》有多处闪光点:一是取材广泛视角新颖,二是紧扣翻译及口译理论研究,三是逻辑缜密推理严谨。

    著作涵盖内容的时间跨度非常广,作者涉猎了公元一世纪到九世纪的大量中外史料,从中抽取相关例证,并为引用的每一段史料配以英文翻译。作者条分缕析地论述不仅使一些被曲解、被掩盖的史实得到修正,也使公元第一个千年里中国庞杂的口译活动及译员的多个独特侧面脉络清晰地呈现于读者眼前:如作者从译员的政治属性中展现了其被消融的中立性、从译员低下的官衔地位中(唐朝鸿胪寺译语人位居七品)折射出其在史料中被隐身的命运、从史料中对话体和直接引语等语言特征显化了被隐身的译员、从唐朝国力日渐衰弱透视了译员被背叛的可能性。作者探索口译史的独特视角为长期隶属于翻译研究和史学研究的口译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让读者能从整体的历史维度上探讨口译活动及译员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翻译理论作出了批判性的深化。在口译研究中,口译史研究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分支,从数量和深度上都落后于口译过程研究、口译产品研究等其它分支,作者认为这主要是受到口译史研究不能对学科的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错误观念的影响。在书中,除了对译员中立、译员隐形及译员忠实的颠覆性解读外,作者还提出田恭在汉朝时就有译前准备的意识;虽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20世纪70年代才萌生,但早在汉朝朱辅就意识到文化和政治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这些论述都启迪着学界应该重新审视口译的定义、译员的角色、译员的伦理等议题。

    史学研究注重细致的逻辑推导,本文作者对每一处推论都细心求证。比如针对突厥在六世纪有无文字这一问题,尽管《隋书》(魏徵,636/1973:1864)明确记载突厥无文字,刻木为契,但作者的探究并未就此止步,在随后的查阅中,作者发现《周书》(令狐德棻,639/1970:910)记载着突厥……其文字类胡。面对相互矛盾的史料,作者继续挖掘,最终在记载突厥与东罗马帝国交往以及北朝皇帝派刘世清将汉语涅槃经译成突厥语的史料中证实了突厥文字的存在。古语有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即是告诫人们对前人的论述切不可全盘皆收,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上例中,作者并不盲目信服于某一处记载,而是力求多方验证,为每一个推论积淀厚实的论证基础。

    四、不足与启示

    总体上看,这部著作填补了以往口译史研究的多处空白,用创新的视角带领读者领略了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国口译活动的多种风貌并目睹了译员的双重角色及其从史料撰写方面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然而其中仍有几处微瑕:

    首先,著作中的历史依据均出自中国官方文书。正如英国历史哲学家Collingwood(1946:248)所言:新一代必定会以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史书中的记载可能为迎合一代又一代当政者、掌权者的利益对史实作出增删甚或是改动,作者基于此上的推论在信度上不免也会受到影响。若著作中能引入一些外族或非官方的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不仅能让作者拥有更开阔的视野,也能更全面更准确地展示中国早期口译活动的面貌及译员的形象,使推论更容易为读者所信服。

    其次,虽然作者铺开了从一世纪到九世纪的长篇历史画卷,但其中的描述仍欠全面。如作者在第一章探讨公元一世纪口译史后,转而在第二章直接跳入了公元六世纪,中间形成了长达四百年的断层,形成了对三国两晋及南朝前期口译史研究的空洞。

    诚然,任何一项研究都不可能包罗万象,前人研究留下的空白往往是囿于可获文献或研究方法的限制,因此年轻的研究者们更应该积极开辟新路径、将未知的领域逐个探明。

 

[作者简介]

唐芳,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研究与口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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