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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国的法律保障:加强我国翻译立法的思考
作者:中国翻译协会    发布于:2013-03-19 23:04:43    文字:【】【】【
摘要:翻译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加强翻译立法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法律保障。现阶段,我国翻译立法严重滞后并影响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翻译服务无法有效地将翻译连接知识与权力的纽带作用转化为增强国家文化话语的政治优势。推进中国翻译立法,应当以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实施为立法指导思想,明确立法调整的对象、范围及重点,处理好翻译产业与翻译事业的关系,维护译者著作权,以及建立相应的行业准入标准和从业人员资质认证体系。

文化强国的法律保障:加强我国翻译立法的思考

——基于文化语境下翻译与权力关系的考察

王隆文  四川大学

        摘要:翻译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加强翻译立法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法律保障。现阶段,我国翻译立法严重滞后并影响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翻译服务无法有效地将翻译连接知识与权力的纽带作用转化为增强国家文化话语的政治优势。推进中国翻译立法,应当以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实施为立法指导思想,明确立法调整的对象、范围及重点,处理好翻译产业与翻译事业的关系,维护译者著作权,以及建立相应的行业准入标准和从业人员资质认证体系。

        关键词:翻译立法;文化强国战略;翻译与权力;文化话语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3X201206-0060-04

        翻译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探讨文本实践中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反映了更大的文化语境中的权力结构(Bassnett1990:21)。

                                                        ——苏珊•巴斯内特

        中国翻译行业的蓬勃发展同中国法治进程的加快,大致都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然而,二者在改革开放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变革中长期未能找到“交集”。“翻译立法”这一崭新命题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及战略价值似乎还未置于中国的语境之下进行过审慎而又全面的讨论。“知识与权力话语”、“翻译的政治”、“翻译与权力”等诸如此类关于语言、知识、权力之间关系的讨论早已因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雪莉•西蒙(Sherry Simon)等西方学者有关理论的传播,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的思想对话与交融,并与有关国家的翻译立法进程及文化话语相得益彰。然而,国内学界仅将他们的思想与理论观点束之学术之高阁,尚未将其纳入文化语境下对中国的翻译立法问题进行探讨。鉴于此,结合中国在国际文化话语争夺中的有关情势,对构建我国翻译立法的思考如下:

        一、翻译立法是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法律保障

        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先生提交了有关翻译立法的提案,《中国翻译》此后刊发了该提案的有关内容(以下统称“黄文”)①。黄文有关翻译立法的倡议在理论界及实务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引起这种反响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翻译立法”这一崭新的命题涵盖了所有翻译学人、翻译实务工作者的价值、利益和关切,亦能与外交、法律、经济等相关领域发出的声音产生共鸣;二是黄文中关于立法保障翻译行业发展的观点及论证,留下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黄文提出,“翻译工作成为国家软硬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命题置于中国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之下,仍有待进一步的解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力量加速重组、分化的过程中,文化话语是大国施展国际影响的重要过程和手段,翻译贯穿着上述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或场景。翻译早已不只是一项“技艺”,也不只是一项产业。翻译所蕴含的国家权力策略的安排,昭示着翻译立法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促进行业发展或规范翻译服务市场,更应着眼于如何让中国的文化及政策、制度下隐含的价值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更为精准、贴切地被他人接受、认可或包容。翻译立法应致力于达到以下目的:

        (一)提高翻译服务质量,增強文化交流效果

        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王克非,1997:2)。翻译作为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交流的桥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通过译入语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更在于它是减少中国文化与多元文化之间“隔阂”的有效办法。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网络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不断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翻译内容由传统的文学名著、社科经典、官方文件为主逐步转向囊括国际政治、经济往来、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广播通讯、贸易旅游等各方面的实用文献,成为国家文化资讯、信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我国翻译立法的缺失,加之翻译产业产出的种类齐全、丰富多样的资讯、信息数量上的爆炸式增长,以及内容上官方与民间相互交织的特点,凸显了通过立法提高翻译质量,服务国家文化交流活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规范翻译市场管理,维护国家海外利益

        翻译活动,尤其是非文学翻译活动,包括笔译和口译,也正在演变成为一种纯粹的市场商业行为(谢天振,2011)。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工商部门注册的翻译公司有两万多家,其中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成立的公司仅占7%90年代成立的翻译公司占24.7%2000年以后成立的公司占60%(黄友义,2011:29)。随着翻译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之翻译行业延伸的庞大的翻译培训、翻译技术工具开发和咨询服务,翻译产值呈几何数级的扩大态势。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调控者,促进翻译市场管理立法,符合行业有序发展的长远需要,亦能在国际文化话语争锋交流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有效维护我国的海外利益。随着新兴科技平台不断运用于日常通讯,社会大众借助高效、快捷的新媒体参与政治生活,对一国乃至地区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影响不容低估,因而重视政治精英的传统方法已无法涵盖国家对外和平发展所需的全部战略利益。因此,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通过翻译实施的高质量的对外宣传活动在对象国民众中赢得对我国有关政策的价值、理念的认同显得尤为必要,翻译纳入实现国家海外利益的策略顺应了当下及未来国际权力竞争模式的转变。

        (三)完善翻译行业制度,增強国家大化话语

        知识权力作为当前国际话语权实现的主流方式,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所爆发出的能量无法估量,而翻译活动正是这种能量得以施展的重要手段。翻译语言不再是中立的交流媒介,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紧密相连(Mtiller2007:2070翻译使我们察觉到,本身不占支配性和强制性的知识产生的环境带有深刻的政治烙印,并映衬着权力的考量、定位及实现的策略(Alvarez2007: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翻译活动由之前的个人自主或政府、组织委托的偶然性、零散性活动不断转变为翻译各种实用文献为主的高度职业化活动。然而,当前翻译活动的职业化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规范支撑,既凸显了译者无法获得适应职业化要求的主体地位,又反衬出社会忽视了翻译活动在增强国家文化话语中的经久能量。在全球化语境之下,高水平的翻译人才队伍是增强国家文化话语的必要保障。翻译的职业化对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增强自身话语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中国模式”所包括的整套知识、制度及权力策略都能通过翻译活动潜移默化地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得以“再现”。

        二、影响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翻译立法滞后问题

        (―)缺乏严格的翻译企业准入门檻,行业服务社会效果降低

        同法律、医疗、建筑等行业类似,翻译是高度专业化、精细化和技术化的行业。然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翻译企业的注册规定特别准入条件。例如,只要符合《公司法》有关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所规定的法定人数、出资最低限额、企业章程、办公场所等基本条件②,就可以合法地开设翻译公司。据国家工商部门的统计资料,全国注册的近两万家翻译企业绝大多数注册规模较小,注册资金在千万以上的不到总量的1%(黄友义,2011:29)。翻译企业的低准入门槛,加之互联网快速发展过程中法律监管的漏涧,导致高水平翻译人员缺乏、资金不足的小型翻译公司以及大量无证经营的承接翻译工作的网店充斥于高度专业化的翻译行业竞争大流中,行业发展的技术、人力、资金等资源难以有效整合,无法有效实现行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翻译公司大量出现集中在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2000年以后(84.5%的翻译公司是90年代以后成立,如前文述),相比《公司法》制定时(1993年颁布)的立法调整对象基本属于新事物。社会对新事物特殊性的认知本身需要一定时间,针对新事物或特定事物有别于同类对象的特殊性,立法实践中一般遵循的是制定特别规定或专门法律的通例,这也符合保险、建筑、证券等行业法规规定特别准入门槛的立法目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司法》有关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规定完全作为适用翻译公司注册的法律依据不尽合理。

        (二)缺乏规笵的从业人员资质认证,翻译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当前,翻译工作推动社会发展及服务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性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在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原作中心论的误导下陷于“懂外语就能做翻译”的误区,包括翻译工作者在内的各方主体普遍还将翻译工作定位于提供基于雇佣性质的服务,未充分认识到中西语文之间只有百分之四十多的对等(许渊冲,2005:63-64),翻译需要在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进行转化、加工的二次创作或再创作。这种认识误区导致“人们从不把翻译看成是创造性的工作,对翻译的衡量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使人们低估翻译的价值,降低翻译的标准,从而从根本上毁灭翻译的艺术”(廖七一,2001:333)。同律师、会计、医疗等专业性行业不同,我国对翻译从业人员尚未设置刚性或强制性的资质认证,加之我国翻译市场需求与翻译人才短缺的矛盾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缓解③,客观上为不具备翻译资质或缺乏专业翻译技能的“兼职翻译”或“业余翻译”从事翻译提供了便利条件,导致整体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错译、误译加重了社会治理的负担。例如,翻译质量低劣的各类纸质出版物、影视作品、各种形式的实用文献在市场上的广泛传播,以及饭店、景点、商场等公共场所或窗口行业的公示语翻译错误或不规范的外文标识直接对国家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对外贸易合同及国内翻译承揽合同中因翻译质量问题引发的纠纷逐年上升,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涉及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庭口译和医学口译无法适应实际工作需要,在内地法院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刑事案件时,或当少数民族需要医疗口译服务时,通常只是随机从当地高校中找少数民族学生临时充当法庭口译或医学口译,既无法律或医学方面的知识,更没经过相关口译培训,口译质量难以保证。

        (三)缺乏统一高效的行业管理体制,行业管理服务能力不足

        翻译行业由于散落于其他各个行业当中,并不像律师、建筑、会计等行业有专门的归口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管,加之相应立法空白以及行业协会自律能力的不足,导致翻译市场相对于其他行业呈现出较为混乱、无序的局面,各种恶性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合法化”,进而出现物价上涨情况下翻译价格“不升反降”的特殊现象。中国翻译协会(以下简称“译协”)尽管是唯一的全国性翻译社团组织,但是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等职业协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对行业并不具备实质性和约束性的公共行政管理权限,仅能对行业进行指导。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译协并非是像其他职业协会那样属于“垄断性组织”,即“社员对社团的依赖达到了几乎丧失选择自由的程度”(袁曙宏,2003:70),社团对社员的惩戒行为(例如“除名”)将直接导致社员工作权的剥夺。与此相反的是,译协并没有有关法律、法规授权对行业行使社会行政管理权,在没有强制实行从业人员资质认证的情况下,基于社员权力让渡形成的惩戒权严重缩水,社员可以自愿加入和退出④,对社员的“除名”或“一定期限内吊销执照”都无法使其丧失从业的机会或资格。基于此,针对翻译行业的市场监管,呈现出政府行政管理与行业社会行政管理的双重不足状态,即由于立法缺失的原因,既无法律上明确的行政主管部门对行业发展进行监管,又无法律、法规授权行会组织行使社会行政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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