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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的经典与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3-03-07 10:57:36    文字:【】【】【
摘要:经典是文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近年来引起了文学理论界的极大关注与注视。然而,在翻译文学中同样存在着经典译作这一事实。本文将明确界定翻译作品中的经典,描述其形成过程中所具备的各种条件,指出它对我们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认识上和时下进行的名著重译工作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为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工作的认识提出一些浅见。

翻译中的经典与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王雪明

    【摘要】经典是文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近年来引起了文学理论界的极大关注与注视。然而,在翻译文学中同样存在着经典译作这一事实。本文将明确界定翻译作品中的经典,描述其形成过程中所具备的各种条件,指出它对我们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认识上和时下进行的名著重译工作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为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工作的认识提出一些浅见。

    【关键词】经典;翻译经典;重译;名著

    0.引言:从《红楼梦》影视作品的重拍谈起

    《红楼梦》(以下简称《红》)等名著的影视作品重拍的消息一出,在各界人士当中掀起一场波澜。人们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对重拍一事的看法,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重拍能否超越20多年前首次拍摄的版本。上世纪80年代由王扶林执导拍摄的《红》一经播出,立即在全国掀起了收视热潮,成为人们普遍认同和喜爱的经典之作。在这20年间,该剧在中央和各地方电视台不断重播,许多观众仍感其魅力不减。因此,当听说要重拍《红》剧,许多人,包括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重拍很难超越这部经典之作。也有不少人担心《红》剧会成为媒体炒作,追求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牺牲品。而赞成者则认为名著都具有“多话题”价值,不同的影视创作者可从不同的视角去阐释原著,《红》值得一再挖掘。赞成者的观点合情合理,而反对者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这场争论自重拍消息公布之日已历时四年之久,直到今天《红》正式重拍,不少观众的这种担心依然存在。

    这里我们无意加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中,只是想借名著重拍这一话题来审视当下译界中关于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问题。因为在名著重译问题中也可以观察到与影视重拍大致类似的问题。在《红》剧重拍的大讨论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人们争论的’《红》巳不再是曹雪芹所创作的那个文学文本,而是20多年前由王.扶林执导创作的影视作品。虽然有些人担心重拍会亵渎曹雪芹的经典文学文本,但更多的是对重拍能超越20多年前的影视版本深表怀疑。在争论中不少人把最初创作的影视作品称为原版,而把重拍称为新版。这样一来,争论的出发点就变成了原版,而非文学原著。而且争论的双方都承认原版《红》剧是一部经典之作。即使重拍赞成者也希望新版《红》剧的新颖之处在于突破旧版,有所不同。这一切都表明,原版《红》剧,作为另一种符号,同文学文本一样,在该符号体系中上升到了经典地位,成为重拍及其争论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一个事实。

    雅可布森(Jakobson)(1959/2000114)将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 l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其中的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系统,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手势或音乐变成言语表达。从雅可布森的分类来看,将《红》文学名著搬上荧屏就属于语际翻译。如此一来,原版《红》剧这部跨符际的翻译作品就成为影视领域中备受推崇的经典,占据着影视经典的地位。当我们把文学名著的影视作品纳入到翻译这个广义的概念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仅文学原著中有经典,而且文学译作中也有经典。从影视作品的经典回到时下我们所探讨的外国文学名著重译,我们认为,在外国文学名著的译本中也存在一批经典之作,是我们讨论重译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

    1.经典和翻译经典

    既然译作中也有经典,那么什么是翻译经典?翻译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我们当今所进行的重译事业有怎样的关系?这将是本文重点要讨论的问题。

    经典(Canon)就其字面意思,乃经文之典,但现在,常被人视为精品,即把“经”当作“精”字解(刘意青,200445)。经典一词最初来自希腊字konones,指用于度量的一根芦苇或棍子。后来它的意义延伸,用来表示尺度(Howatson & Chilvers1993107)。自从其被引申运用于西方文学范畴,成为文论的关键词,并在多元化的今天引起争议,经典便成为文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

    文学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述”,不仅“因自身具有长久的阅读或研究价值,还可作为同类书籍的标准与典范”。(陈平原,200128)。文学经典又被称作“经典作品”。

关于经典的形成过程,刘意青(200446)认为,“文学经典是通过一个非官方的、反反复复的接受过程来逐渐达成共识,并且随着时代发展会不断有新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纳入其中。此外,文学经典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清楚的范围,它与非经典不但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已经被选入经典的作家和作品永远要受到时代发展的挑战,有些会逐渐销声匿迹,而另一些会忽然被重新发现并正名为经典时至今日,经典的概念变得愈加宽泛,“在宽容的现代人眼中,‘经典’可以是临时性的——只要为一时代的读者广泛认可,即不妨冠以此称。这个意义上的‘经典’,当然不像《论语》或《圣经》那样‘坚不可摧。’”(陈平原,200128

什么又是翻译经典?我们所探讨的翻译经典,首先与原文经典无无太大的关系。原文是经典著作,其译作一般也会具有经典性,但其经典性属于原作,读者阅读它是因为它在出发语中是经典著作,这时我们往往是把译作看做是原作的替代品;另外,在有些情况下,原文不是经典著作,其译作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可能会成为经典作品,如《牛虻》的汉译Q其次,我们所说的翻译经典也并非指在翻译文学这个系统中,有些文学原著的译作是经典,而其他文学原著的译作不是经典。我们所谓的翻译经典,指的是在同一部文学原著的众多译本中,有些译本居于经典地位,而其他译本则属于非经典之列。而各个文学原著的众多译本中经典译本的集合就是翻译文学的经典。

    上述的经典这种范围的模糊性、地位的变动性、评价的标准性等特点为我们探讨翻译经典提供了参考点。我们所探讨的是翻译经典的沿革,因而是历时的。它涉及的是经典与重译的关系问题。对于某一时期内翻译文学系统中经典与非经典作品之间的更迭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2.翻译经典的形成

    翻译经典是如何形成的?这里我们结合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来探讨一下翻译经典形成的过程。首先我们认为翻译经典的形成分为内外两种因素。就其内在因素而言,译作自身必须具有内在的优秀品质和创造性(有别于原创性),具有打动人的内在魅力,它才有可能获得经典的美名,这是译作成为经典的前提条件。而其形成的外在因素则有以下几点:

    1)翻译经典与翻译家本人严谨,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非急功近利的翻译态度及其自身的文化修养、人格魅力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如傅雷在翻译时,他总是把原著看过四五遍后才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他就前后译过3次。李丹先生翻译的雨果名著《悲惨世界》被公认为是最接近雨果叙事风格和文笔特点的译本,而此书则是他潜心翻译了整整50年才完成。当译林出版社请萧乾夫妇翻译《尤利西斯》时,萧乾先生迟疑了,因为他晓得此书的难度,怕自己难当此任Q只有当他确信其译本能保证译文质量时,才在合同上签了名。文学名著的翻译家往往就是该著作的研究专家,一部译作往往也是翻译家对原著研究的成果。他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多面手,除了具备扎实深厚的国学根底外,还兼通其他专长,如傅雷是欧洲绘画鉴赏家、欧洲艺术史学学者;杨宪益在牛津大学念的是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懂好几国语言,博闻强记。

    2)经典译作得到了持不同观点和情感的翻译批评家和研究学者的广泛参与和推动。翻译家及其译作的研究,或者它与同一原作的其他译本的比较研究,甚至于理论研究者引用该翻译家及其译本来印证理论假设,都使该翻译家及其译作得到经常或较多的评论和介绍,比如,杨必所译的《名利场》广受赞誉,而她所翻译的那句“真的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贤良的妻子,尽职的丈夫”在各种学术文章和著作得到援引,分析和评价,成为翻译理论界耳熟能详的经典译例。某些翻译家往往就是其译作的代名词,如傅雷之于巴尔扎克,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萧乾之于乔伊斯.,卞之琳之于纪德,叶君健之于安徒生,草婴之于托尔斯泰等等。

    3)翻译经典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被称引和传述的过程。某些译作的佳句经常出现在文化群体的话语中,成为该国家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时候甚至成为掌握文化话语权力的手段。如朱生豪所译的《哈姆雷特》中那句著名的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比其他译本知名度高,引用的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版本的翻译。戈宝权所译高尔基《海燕》中最后一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更是尽人皆知,几乎被人们当做口头禅应用在各种场合之中,不少人甚至都已经忘记这句话是来自别国语言文化,而把它当做本民族习用的表达。

    4)翻译经典化过程经历了被体制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从赞助人的理论来看,出版社对著名翻译家的优秀译作所进行的译丛编选,翻译家个人译文集的编纂等出版、再版项目,成为推动翻译经典化的重要力量,而且出版社的地位也是翻译经典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翻译作品若能经由著名出版社出版发行,无疑为其获得经典地位准备了条件。谢天振教授(200363)曾指出:“权威的出版社、有良好品牌的丛书等,也是图书能赢得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翻译作品作为外国文学被纳入学校(尤其是高校)课程和课本,或被学校指定为推荐读物,通过教学和知识传授得到普及和延续。列费维尔称高等教育的普及使文学经典以最明显、最有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髙等教育机构与出版机构紧密和有利的联合是经典化最富于表现力的典范”(Lefevere199222)。非本国的文学经典总是以本国文字的面貌呈现出来的,因而哪一位翻译家的译作可以从众多译本中脱颖而出,代替原作成为高等学校普及的对象,也就是该翻译家被选入典,从而实现其经典化过程有利条件。

翻译经典化的最终完成就是读者。经典依赖于读者和阅读,它是在阅读和广泛流传的过程中逐渐为自己赢得权威性的。反过来,阅读、理解和解释也因经典而被肯定和鼓励。没有不断地阅读、理解和解释,就不可能有经典。

    3.翻译经典与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

    个别翻译作品的经典地位被确立之后,其他非经典的译本就会处于边缘地位,受到排挤,遭遇冷落。在书店中,经典译作会以精装本的包装,摆放在外国文学类最为醒目的位置上,而同名的其他译作虽然会与经典译作置于同一个书架上,但却被经典那精致的包装、醒目的字体、知名的翻译家和权威的出版机构抢走不少眼光挑剔的读者。尤其当经典译作以丛书系列的形式整齐划一地摆放在书架上,更增加几分吸引力。

    然而,翻译经典不仅对同时期其他译作有影响,它对时下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所说的重译仅指他人译过的作品,自己重新译一遍。而自己译过的作品由本人重译有可能是对自己的旧译进行部分修改,所以不包括在本文重译的范围之列。

    首先,翻译经典影响着人们对重译的态度。翻译经典以其优美的译笔成为一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他们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翻译经典可以诱发人们对外国文学的兴趣,钱钟书先生就是读了林纾的翻译而产生了对外国文学的兴趣。翻译经典甚至熏陶和培养出了几代中国当代作家,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一文里,说到那些原先是诗人的翻译家们,如查良铮、王道乾,为他提供了文字的滋养。他在文中充满敬意地写道:“比中国一切著作家对我的帮助的总和还要大。”(20021430经典译作在他们心目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尽管不反对重译,但他们对重译也不会问津。钱钟书情愿一本接一本地重读“漏译误译触处皆是”的林译小说,而不愿读后来出版的、“无疑也是比较‘忠实’的译本”(钱钟书,200282),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谢天振教授(200361)也表达过同样的看法,他说:“我就喜欢傅雷的译作,见一本买一本,毫不犹豫。但是,假如有某个精通中文的法国人,他把巴尔扎克的作品也译成了中文,而且他对巴尔扎克的作品的理解要比傅雷正确得多,我会不会买呢?我想不会……近年来已经有好几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新的、相信比傅译译得更加正确的巴尔扎克作品的中译本,但是购买者和读者有多少呢?恐怕根本无法与傅译的购买者和读者相比?”由此可见名家经典译作在他们心目中神圣的地位。文人、作家和学者属于权烕性的读者,他们的欣赏习惯和评语会得到许多读者的认同,从而有助于将个别译作提升到具有普泛性的经典地位。而另一方面这也告诉我们如果重译只满足于勘误性重译,以求给译文读者提供一个所谓更加接近原文本真实意义的译文的观念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经典译作。

其次,著名翻译家对翻译职业本身的理解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创了一代译事新风,成为人们评价当前重译者译德的一个重要尺度。当前对重译本不满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认为重译者自身不具备较强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中外文根底,对原著无深入研究,仅仅满足于译出作品的字面意义或依据辞典、按图索骥而得出的辞典意义,却不能传达出作品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韵。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史证明,迄今被公认为经典译作的,其译者无不是译德高尚的人,其译作无不具备译者个人特色与风格。例如,朱生豪为了译出莎士比亚戏剧的神韵和意趣,“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罗新璋,1984457)傅雷译《高老头》,三遍推倒重译;叶君健为译《安徒生童话》,先钻研成了安徒生的研究家;萧乾夫妇为译《尤利西斯》,单卡片就做了六万多张;杨绛译《堂吉诃德》,连学带译历时21年。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无不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而他们对于作品倾注的深厚感情,反复雕琢、润色以求得信、达、雅的认真态度,令人敬佩。许多翻译家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不懈从事翻译,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朱生豪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和病痛的折磨下翻译莎剧,实践了其在《译者自序》中说的话夫以译莎剧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于兹矣。”(转引自罗新璋,1984457)不禁让人潸然感动。如今,在优越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我们拥有前辈翻译家想象不到的现代化的便捷的信息手段和更加详尽的资料,翻译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可译文的质量却差强人意,这与译者对待翻译急功近利、率尔操斛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不能不让人对重译产生质疑。有人认为,经典翻译家这种对译事全神贯注、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应该成为所有翻译工作者的圭臬,它也是救治时下胡译、滥译、抢译而造成译文质量滑坡的对症良药。

再次,翻译经典影响着人们对重译本的评价。从前面我们对经典的定义当中可以得知,经典是尺度,是衡量“同类书籍的标准与典范”。翻译经典出现后,重译本的评价不仅以原文为依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以经典译本为“标准”和“典范”。如今对重译本之风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坊间可以见到的重译本,并没有发现与前辈译本在风格上有何不同,语言上有何创新。相反,发现的不是低于经典译本,就是对经典译本的风格的沿袭,全书语言的雷同或极其相似。不能超越旧译,抑或对旧译的“胡改”、甚至“抄译”,败坏的是译界的风气,赔害的是读者。

    最后,重译之风所带来的过多重译本虽给读者提供较多选择的余地,但当前大多译本质量低劣反而让读者产生了新的迷惑,不知道哪个版本更好,于是转而考虑选择他们较为熟悉的名家名译。

    4.翻译经典的更替

    前面我们描述了经典译作的形成过程以及对重译工作产生的影响,但这并不就意味着重译工作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无法超越经典。重译的必要性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许钧教授认为翻译无定本,复译是“文本生命的拓展与延伸”(参见许钧,2003423-130)。重译不仅必然,而是必要。前面我们也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经典并非一成不变,不仅从来边缘不定,而且在不同的时代里中心和边缘的位置会有一些变动,林纾的翻译在其出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经典,得到广泛阅读,但现在不仅由于其译作语言的关系鲜有人能读懂,而且出版社也不再刊印出版,经典地位随之被取消,被后来他人的重译本所取代。因而,经典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今天认识翻译经典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出新的经典。笔者认为,复译不仅是要继承与拓展原作的生命,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肩负着超越同一原作的处于经典地位的译作的使命。唯有此种重译才是有意义的,正如许渊冲教授(199656)所说:“至于重译,我认为新译应该尽可能不同于旧译,还应该尽可能高于旧译,否则,就没有什么重译的必要。”

    关于如何重译,许多学者就此发表过很好的看法(许钧,19942;罗国林,199536;杨自俭,200348等),主要论点集中在新译在译入语的语言表达上要有所超越,SP,翻译的内部因素。这方面的论述巳有很多,故这里不再赘言,虽然这是重译最为重要的地方。然而,重译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仅仅依赖于翻译质量的高低,尤其当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有了认同的经典译作时,重译要想获得普遍接受,还要取决于其他一些外部因素。这里我们总结一些外部因素,希望能对将来的重译工作走出时下困境有所帮助。

    首先,译者要重视译序的重要作用。以往的译序不拘一格,通过译序我们可以了解译者所阐发的翻译思想,翻译过程中的感受。如严复的译例言,傅雷的《高老头》重译本序等已成为极具理论研究价值的重要文献。然而如今的译序却不知何时都变成了一个模式,据笔者调查,现在许多重译本的译序大多是对原作者和作品的介绍,其中看不到任何重译者的只言片语。著名翻译理论家纽马克(198838)曾经指出,译者应当在译序中解释自己是如何处理原作的,对有争议的关键术语是如何理解的,自己的译作同旧译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笔者以为,一方面重译者只有表达自己的观点,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否则,读过旧译的读者是不可能在书店里通过大致翻阅就能了解重译者的初衷,而且借助译序读者可以更好地与文本进行对话与交流。另一方面,译者序作为重要的理论研究材料通过理论研究得以总结、归纳和理论升华,对促进翻译理论的研究很有帮助。

    其次,重译本具有不同于以往旧译的特色。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在我国已有多种译本问世,其中以杨绛先生的译本和董燕生先生的译本为最受推崇和喜爱的两个经典译本。南京大学孙家孟教授在已有优秀中译本的背景下,凭借自己扎实的西班牙功底,推出了一部显示了自身特色的新译本。它的独到之处除完美地展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首先在于它译出了塞万提斯本人赞美《堂吉诃德》的11首诗作,以及作品出版前后相关的官方文献,有助于广大中国读者对《堂吉诃德》这一伟大文学名著的理解和研究。其次,该译本还收入了艺术家达利所作的38幅精美插图,因此被著名学者被季羡林先生誉为“二绝二美”:“西班牙世界大文豪塞万提斯之杰作,此一绝也;20世纪世界画坛巨匠达利的精美插图,此二绝也。孙家孟教授之译文,此一美也;美妙的装帧和印制,此二美也”可见,孙家孟教授的这个新译本是一部成功的译作。它显示了译者重译外国文学经典名著的胆识和成就,也表明在这一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再次,严把编辑审阅校订工作。重译工作离不开编辑,编辑必须从幕后走向台前,重获话语权,这样才会保证重译的质量。知名出版社历来重视编辑校订的文字工作,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萧乾、赵少侯、屠岸诸先生,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草婴、方平诸先生等。只有一流的编辑这样才能有健康的机制保证,才能真正推出一流的翻译,超越并替代现有经典而成为适应新一代语言、社会、文化的译作经典。

    最后;对重译本开展及时、公正的批评,推荐佳译,曝光劣作。季羡林先生呼吁翻译事业要发展,要徤康地发展,真正起到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就不能没有翻译批评。现在批评很少,担负不起应有的职责来。……在30年代,鲁迅说过,翻译出了问题,翻译出版出了问题,翻译批评界有很大的责任。所以,我呼吁,现在要加强翻译批评,发挥批评应有的作用。”(转引自许钧,•2003396)理论界对重译本重视还不够,还局限在对经典译本的研究上,这是经典译本带来的话语权和重译本质量低劣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名著重译虽广遭垢病,然仍有不少值得推荐与研究的好译本,如孙致礼教授的《傲慢与偏见》。读书界里有书评,“译评”却很少,名著已广为人知,不需书评来介绍推广,但好的重译本若有“译评”为其做先锋,可以更广泛地为读者所了解。关于如何批评,纽马克在其《翻译教程》中所提出的“批评计划”很有借鉴作用。在“计划”中,他认为一项翻译批评应包括五个问题,其中关于译作评价,他认为应从译者和评者两个角度进行,从而认识到译者和评者之间的差别(Newmark1988186)。

    这一点对我们公正合理的批评重译不无裨益。批评者不能抛开译者对译作开展批评,译作不同于原作,以及不同于旧译的地方,应结合译者的意图进行,这样才能不失公允。这也是为什么译者必须重视译序的作用。

    当然,外部因素不仅包括以上四个,设立翻译奖,举办新书推荐活动,学术研究活动等等都可以促成真正有价值的重译本从众多的同源译本中走上经典地位。         .

    5.结论

    《红》剧的重拍虽然在舆论界争论了很久,可重拍的工作依然在进行。我们只能期待着它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视觉感受。奈达认为,一部译本,不管它多么接近原作,多么成功,其寿命一般只有“五十年”(转引自许钧,2003129)。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中核心部分,即文学进化理论,也告诉我们任何系统中的经典化形式库都不可能维持不变,时代的发展会令经典化形式库“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转变"EvenZohar,张南峰译,200222),系统只有演进才能生存下去。目前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情况虽不令人满意,但这种状况是暂时。我们相信在良好的内外因素相结合的作用下,一定会出现符合当时语言、时代气息、读者阅读审美习惯的翻译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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