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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清末翻译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2-11-09 15:17:24    文字:【】【】【
摘要:翻译活动总是在特定语境里发生的,它受到一定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本文以清末的翻译活动为考察对象,通过深入分析该时期译者的政治心理特征,论证了政治文化对该时期翻译活动的影响。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清末翻译

浙江工商大学外语学院 朱庆

【摘要】翻译活动总是在特定语境里发生的,它受到一定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本文以清末的翻译活动为考察对象,通过深入分析该时期译者的政治心理特征,论证了政治文化对该时期翻译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翻译;清末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活动总是在某个语境下发生的,总是从某段历史出现并进入到该历史中去的”(Bassnett & Lefevere199011)。这也就是说,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一定会受到某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目的和倾向。与此同时,透过所引进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译作既对旧有的社会系统造成冲击,又能协助营造新的社会架构。这种情况在历史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试攫取清末(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为考察对象,通过引入“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来分析、探寻这一时期译者的政治心理特征,并试图剖析政治文化对该时期翻译活动的影响。

一、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1956年首先提出的。照阿尔蒙德(198714)看来,政治文化是人们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价的主观取向。政治文化既不等于政治理念,也不同于政治决策,但它能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

自阿尔蒙德以来,西方政治学家纷纷采用“政治文化”来分析.和解释政治行为及其发展、变迁趋向。自80年代后期,国内部分学者注意到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并以此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问题。但在具体运用中,由于研究角度和出发点的差异,不同学者对“政治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阐释和理解。一般来说,政治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文化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而狭义的政治文化则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中生长出来、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稳定地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王乐里,200021-24

政治文化主要包含两个层面:表层的政治心理层面以及深层的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王卓君,1997105)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已经非常之多,这里不再赘述。政治心理虽然属于表层的体验,但往往与一定的政治观念相激荡,在一定的言行和情绪得以表露,左右着主体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不同于政治这一概念。众所周知,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阶级社会中各阶级为维护和发展本阶级的利益而采取的策略、行为、手段和组织形式。可以说,政治是一种客观的外部活动,它不能反映人们政治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价值取向等因素。与此不同的是,政治文化关注的则正是政治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它主要包括一定政治体系中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对政治以及政治活动的态度与价值取向等心理因素。

不可否认,在特定的社会时期,政治会直接影响、甚至操纵翻译活动。但是,政治进入、乃至影响翻译活动,主要是通过政治文化这一渠道来进行的,即政治通过营造政治心理、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等政治文化氛围来影响翻译活动,而翻译活动则可以通过影响社会成

员,特别是通过影响知识精英,并透过他们所引入的新思想,间接地营造新的政治文化氛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化是连接政治与翻译的桥梁,它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

二、清末译者的政治心理

作为封建政治文化的主体力量,中国知识分子“士阶层”在思想意识、知识构成和角色认同等方面,长期经受以“道统”和“君统”为代表的封建政治文化的影响。虽然朝代更迭代表了某些统治者的地位遭否定和代替,但新的统治者都会沿袭相同的政治理念,极力维持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以达到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

但是,当历史步入19世纪末期,帝国主义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入侵,极大地动摇了原来密不透风的政治文化系统,以社会知识精英为先导的清末民众在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取向乃至生存方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裂变,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身处这样的历史旋涡之中,清末翻译家们的政治心理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知识分子拋却不愿参政、不敢参政的心态,表现出极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官僚是政治主体,百姓是政治客体,是官吏所牧之羊,正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使是那些作为官吏后备军的广大士阶层,也只能一心颂读圣贤之书,不可僭越半步。这种政治文化的长期统治导致人们逃避政治、害怕政治、厌恶政治。满清入主中原以后,更是以“文字狱”的形式严禁在野知识分子干涉政治,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被迫隐姓埋名,或遁入深山,或藏于书舍。然而,这种冷漠的心态下面隐藏着日益增长的不满。甲午战争造成的巨大创伤和社会动荡就成为这种积蓄甚久的不满情绪的爆发口。一时间,知识精英们纷纷走出书斋,开始关心家国命运。他们大声疾呼局势之危急,努力寻求济世救危之良策。他们或建言献策,或集体上书;或实业救国,或教育兴邦;或变法维新,或武力革命。

国民政治心态转化的第二个方是面对于自大心理的超越。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其他国家为蛮夷之邦。“东夷小国”日本更是被国人所漠视。然而,正是日本这个弹丸岛国却一举击败了号称强大的北洋海军,而且被迫割地、赔款,几欲灭亡中国。巨大的心理落差迫使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世界,重新评价自己。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里体现出的自大自信也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开始用多元的眼光看待世界,接受中国只是多元世界文化中的一个分支,承认中国已远远落伍于西方先进国家。人们认识到,要想避免亡国灭种,就必须正视变化了的环境,积极回应外界的挑战。向外学习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直接的政治选择。

急于求成的功利性是清末民众政治心理的另外一个表象特征。清末知识分子对亡国灭种的惨祸感到巨大的担忧和恐惧,引起了心理紧张,造成了心理失序,他们的救亡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急于求成的功利性成分。康有为曾焦灼地指出中国形势犹如“寝于火薪之上”,大声疾呼现今时代已“不容我从容图治”(郭延礼,199828)。为求速成,他们极力仿效西方现成政体,认为把西方模式照搬进中国便可速臻富强。19世纪、20世纪之交出现的留学热就是功利考虑的结果,人们认为,中国要想强大,必须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但因路途遥远、文化差异较大,又不如间接学习日本更为快捷方便。而留日学生趋之若鹜地奔向“师范、法政两种速成班”(王克非,1997176)则更体现知识分子心中的急功近利情绪。

    以上三种心理特征是清末民众的普遍写照。正是在这^^的政治心理作用下,以严复、梁启超、林纾等人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髙举学习西方的旗帜,大量译介西方政治、经济、法律、文学等著作。

三、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清末翻译

清末的翻译活动是知识精英积极主动地向西方寻求“救国强民”的真倚,也是他们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主要途径。译者选择什么样的书籍和内容来译介、使用何种翻译策略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的形成依托的是社会成员,特别是社会知识精英的行为机制,因此,要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某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必须挖掘出个人行为背后的政治心理流程,从而认识整个社会政治文化体系的内在逻辑。

首先,该时期的翻译选材有着鲜明的政治取向。晚清的知识精英译介西方著作是为了实现他们富国强民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理想。他们企盼引进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来营造新的政治文化氛围,从而提高国民整体的素质。梁启超甚至提出,“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而当务之急是要“多译西方法律、政治、历史、教育、农学、矿学、工艺、商务、学术名著和年鉴等书”(郭延礼,199828)。梁启超的这种看法逐渐影响到国内的很多学者,成为一批有识之士的共识。就这样,大批的外国社会科学著作被译介到了中国。

单就严复一人,就精心选译了八部启发民知民识的社科著作。以严复的第一部译作《天演论》为例。为了适应危机时期国人求强求变的急切心理,严复并没有照实翻译,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地译介了该书前半部分关于生物进化的内容,删去了后半部分有关伦理学的内容。严老夫子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抉择,就是因为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思想正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余政,20032

中国对西方小说的译介髙潮也是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一方面,这与梁启超等人极力鼓吹小说的宣教功用不无关系,另一方面,清末译者翻译各类小说也是当时政治文化改良的内在需求。比如,林纾翻译《黑奴呼天录》是要借黑奴的悲惨命运警醒国人;梁启超译介《佳人奇遇》是为了宣传弱小国家救亡图存的复国运动;科幻小说的翻译被赋予了“提倡科学、开启民智”(谢天振,200434)这样一个崇高使命;虡无党小说的译介热则正好与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所掀起的暗杀风潮相呼应。

在翻译策略上,清末译者也竭力遵循当时的政治文化演变的规律,努力照顾读者的接受习惯。一方面,清末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封建与民主的十字路口,代表封建的保守政治文化和代表民主的激进政治文化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为了表达自己政治意识的需要,为了营造新的政治文化氛围,清末译者往往竭尽渲染之能事,浓墨重彩地突出与自己政治文化相吻合之处,甚至无中生有的添加,借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苏曼殊和陈独秀在合作翻译《惨世界》时,抢过作者的笔头,添砖加瓦,另外塑造了一位“蒙上法国面皮的侠客”,此人姓明名白,字男得。译者借这位“男得明白”之口猛烈抨击传统封建政治文化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狗屁吗?”他还说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并主张“索性大起义兵,将这班满朝文武,捡那些黑心肝的,杀个干净”。(转引自王宏志,1999157-158)另一方面,当时封建政治文化依然残存,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也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所以对那些可能会引起民众反感或带来麻烦的内容,译者或直接删除,或进行淡化,或改头换面。如蟠溪子、包天笑翻译的《迦茵小传》删去了女主人公未婚先孕的情节;吴趼为《毒蛇圈》增添女儿思父以强化孝道的内容;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福尔摩斯对着墙上国君名字练习射击一段等细节也被作了删改。

除了在思想内容上对其加工改造以外,清末译者也有意地调整了翻译作品的形式。比如,严复就用第三人称“赫胥黎”取代了原著中的第一人称,这么一变,译文中“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读起来就很有些中国史书中的“太史公曰”的感觉;外国小说也多被译成了章回体,每章开头都是“话说”、“且说”、“诸位看官”等中国传统小说里的老套。

在译文的语言文字使用上,晚清译者也刻意照顾读者的需求。“翻译是为读者服务的”(Zohar200046),对原著进行翻译的目的就是让看不懂原著的读者通过译本来阅读、欣赏原著,接受原著所表达的思想。严复在译介西方思想名著时,精心选择了他自己的翻译策略——信达雅。因为他知道,西方民主思想从根本上是与封建政治文化相悖的,为了让那些封建士大夫接受西方民主思潮这副“苦药”,严老夫子别有用心地在这副苦药外面裹了一层“雅”的“糖衣”(王佐良,198942)。林纾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他所使用的语言符合当时人们的接受习惯。林氏虽不通西文,却把自己在外国小说中感受到的“左、马、班、韩相通的文气”(钱仲书,199493),通过史传式的“雅”体古文,灌注于作品,传达给了读者。但凭着超群的古文功底和语言天赋,在传达故事情节同时,又从语言上征服了读者。与严、林不同的是,周桂笙、周瘦鹃、伍光建等人使用了白话文来翻译出版小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吸引普通民众,在更为广泛的读者圈内传播”(谢天振,200438)。

正是由于清末译者这些明确的政治性目的以及超越常规的归化策略,为他们的译作在国内的传播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通道,使人们进一步地了解并认识到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法律制度的长处。在西方先进政治文化的冲击和对照下,传统封建政治文化显得黯然失色,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基发生了动摇,人们对传统政治文化丧失了信心。西方原著中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鼓舞着国人去为国家的富强、为自身的自由而努力奋斗。这些译作所包含的民主思想给徘徊在迷茫中的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

四、结语

回顾清末的翻译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时代的政治需求是当时翻译择取的首要准则。“有识之士译介西书,无不心怀求道取经救国救民之愿望。”(王克非,199765)对于西方近代文化,国人择何种书籍引进、取哪样策略传达,这其中既有译者的自身因素,更有外部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译作的选择和接受,都表现出接受者特别的关注。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关注,使得外来思想的攫取发生意义上和语言上的“变容”(王克非,199766),这种“变容”既反映出选择目的,也映射出政治文化的影响和时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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