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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翻译策略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2-10-25 08:02:47    文字:【】【】【
摘要:在分析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异化和杂合提出的文化背景后,指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差异性的诉求以及对民族性的批判都是从强势文化的视角出发,必须从民族文化的现实状况出发选择翻译策略。“杂合”是一个中立性的概念,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因此,本文提出以“拼贴”取代“杂合”,以凸显翻译中的权力斗争过程。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翻译策略
江西宜春学院外国语学院  陈志杰
    【摘要】在分析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异化和杂合提出的文化背景后,指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差异性的诉求以及对民族性的批判都是从强势文化的视角出发,必须从民族文化的现实状况出发选择翻译策略。“杂合”是一个中立性的概念,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因此,本文提出以“拼贴”取代“杂合”,以凸显翻译中的权力斗争过程。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归化;异化;杂合;拼贴
    后殖民主义理论使人们把目光转向文化交往过程中权力的运作。无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还是其在翻译学研究中的应用,即后殖民翻译理论,本身就是西方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出的文化精神产品。在利用后殖民批判性话语前,有必要保持足够的冷静,对理论本身进行批判和反思。
    一、异化与归化
    “异化”和“归化”是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德国的施莱尔马赫指出,在翻译中,要么译者尽可能不打搅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搅读者,让作者向读者靠拢。他主张采用前一种翻译方法,以“发展精英主义文学,丰富德语,并使德国文化能由此实现其金球主宰的历史使命”。文努蒂指出,他的异化翻译策略明显具有相互矛盾的倾向。一方面,在施莱尔马赫看来,外来文化始终不如德语文化。异化策略实际上是对外来文化自愿屈尊俯就,骨子里依然是沙文主义思想;与此同时,他承认了德语文化与外来文化有差异,要发展就必须向外来文化学习。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策略也体现出对外来文化的尊重。因此,还具有反沙文主义的性质(Venuti,2004:99)。
文努蒂追溯了17世纪以来英美国家的文学翻译史,发现西方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价值观为标准的。英美译者往往采用滩畅、自然的英语进行翻译,努力使译本具有某种透明性,符合英美读者的审美要求及对弱势文化的心理预设。他从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出发,主张采取抵抗式的翻译策略,以保留源文本的异国情调,使读者摆脱强势文化的限制,改变译者隐身的状态。不同翻译策略的采用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间的权力差异有密切的联系。由于西方的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当弱势文化的语言被翻译成强势文化的语言时,为了得到强势文化读者的认同,就必须采用他们乐于接受的形式。归化的翻译反过来又再次强化了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及意识形态。
    文努蒂批判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认为应该保留外国文本中差异性的成分,以破坏和颠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但是,这个观点是基于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译入思考,完全以欧美文化为背景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在他看来,归化的翻译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吞和剥夺;而异化的翻译则是对这种侵吞和剥夺的抵抗(林克难,2003:46)。异化的策略可以打破西方读者的对象性预设,迫使其走出对弱势文化的主观臆想,放弃自我中心的观念。异化策略所抵抗的是目的语内部的占主导地位的美学规范,反对其霸权地位,而不是针对外在的文化霸权的抵抗。它是西方学者对翻译中文化关系的自我反思,而非第三世界学者从外部对西方文化进行的批判。与施莱尔马赫一样,文努蒂也不是从西方文化外思考翻译的策略问题,因而他的异化翻译策略也具有同样的矛盾性。
在英美翻译传统中,归化策略既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也是英美民族中心主义的必然结果,文化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合二为一。但是,第三世界的译者则必须两线作战。对外,面对着强势文化咄咄 逼人之势,他必须在引入西方文化的同时抵制其文化殖民的可能性;对内,面对日益高涨的本土化思潮,他必须防止民族主义观念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排斥。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译者应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则译者需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第三世界的译者不得不面临两难的抉择,在归化和异化间寻求某种暂时的平衡。他必须根据弱势文化所处的位置及需要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而不能简单地效仿强势文化的异化策略因为“当归化/异化的论域发生转移,即进入弱势文化背景,西方的‘贬归化,扬异化’的态度取向有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甚至是正好相反的结果。从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归化的翻译有时却能对强势文化之文化霸权形成一种抵抗,而异化的翻译却有可能颠覆译语规范,破坏本来也许就不堪一击的译语和译语文化,也许是在不经意中,沦为文化殖民主义者的同谋”。(葛校琴,34-35)所以,翻译策略的选择不能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全球化的冲击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随时作出调整。当西方强势文化对汉文化的渗透演变成西方文化对民族文化的置换时,就加大归化的力度,更多地从文化传统中寻求支持;而当民族主义演变成故步自封的保守主义的观念时,就加大异化的力度,利用外来文化打破其自足性。
    二、汉语“欧化”的批判
    伊文-佐哈尔(Itmar Even-Zohar)把文学翻译放入多元层级系统中考察,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是由民族文学的状况决定的。当民族文学处于强势地位,文学翻译就有可能居于次要的地位,翻译文学只能认同或依附于原有的文学规范,译者就会倾向于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当民族文学处于弱势或出现真空时,翻译文学则有可能占据主要的位置,积极参与民族文学的建设,译者往往就会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文学翻译不但要输人新的思想和内容,也要引进新的形式和技巧。但是,民族文学“不可能永远处于萌芽的阶段,也不可能长时间一直处于弱,势、危机或转折的阶段。”(王宏志,199^24)随着民族文学在文学系统及文化系统中地位的改变,文学翻译的地位和功能也可能发生变化。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是对大量的翻译实践进行研究考察后得出的一种描述性的结论。如果把这种描述性的理论假设与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性眼光结合起来,欧化的与异化的翻译策略间的关系将更清楚地展现了出来。
相对于外来文学,英美民族文学总体上处于强势地位,文学翻译不得不顺从原有的文学规范。但是,当强势的传统文学模式不能给新一代作家以新的创作灵感时,他们就可能转向其他文化寻求新的观念和创作形式。如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的译者就“置身于这样一种文化场景,无论是成名的作家还是新一代的先锋派都埋首翻译,并通过翻译为本土文学系统引入新的文学和创作因素”(傅永林,2000:40)。强势文化中的传统文学规范由于长时间占据统治地位,强大到足以窒息作者艺术创造力时,就需要借助弱势文化为僵化了的文学模式吹人一阵清新的空气。异化的翻译是译者的主动性选择,目的并非是颠覆,而是服务于强势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其选择完全基于译者对所处强势文化地位的自信。这与“五四”前后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截然相反。当时,翻译文学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填补了文言传统文学退场后留下的真空。文学翻译不是以创新为目的,而是以效仿为归旨,忽略了对文言传统的继承,欧化的策略几乎成为民族文学建设唯一的手段。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一再受到批判,其文化图强的目的以及归化策略所暗含的抵制性完全为人们所忽略。“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丝毫没有考虑到民族文学过于孱弱的现实,也未对西方文化霸权地位有足够的警觉,只是一味地盲目强调.输血,毫不顾及西方文学对民族文学可能带来的冲击,结果使我国文化及文学几乎被整体置换成为一种“异质”的存在。
佐哈尔在研究中发现,当以色列文学民族文学还很年轻,处于发展成长期时,文学的翻译服务于民族文学建设的需要;文努蒂也指出,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模式“与其说把外国文化引入德国文化,毋宁说用外国文化来证实和发展一种同一性,依据外来文化构筑理想的文化自我的一个过程,一种被赋予了历史必然性的文化自恋主义”(西蒙,2005:279)。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热潮导致了欧洲语言的分化,拉丁语逐渐失去神圣的、统一的跨民族语言地位,各民族语言由此获得了合法的独立地位。在这些翻译实践中,翻译活动完全是一种发自内心地爱国行动,其目的在于丰富民族语言,建设本土文学,其结果不是填补不同语言间的沟壑,而是进一步强化了语言间的差异性,凸现语言文学的民族性特征。“翻译发挥了一种垂直功能”,把古代语言和文化带入了羽翼未丰的民族语言之中。在传输文化遗产的同时,也激发了新的文化创造形式,最终促成了民族语言的合法化。(西蒙,2005:274-275)文学翻译既是打破文学自足性的手段也是继承古典传统的方法;既是对外的共时性文化交流,也有对历史性继承的考虑;既表现出一种开放的胸襟,又不卑不亢地展现了民族的自豪感。
    同样是民族文学处于边缘和弱势,“五四”学人却采取了大相径庭的翻译策略,简单抛弃了文言传统,大量采用欧化的翻译手段,完全投入了西方文学语言的怀抱。“五四以后,汉语大量地吸收外族的词语来丰富自己,加强自己。这一件重大的事实不能说是对汉语的本质没有影响的。”(王力,1980年:34)虽然“适当的欧化句法对于我国的语体文法的严密化,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这是欧化句法带来的好处。但也有流弊。这就是有些青年盲目模仿,以致写出来的东西简直不像中国语”(茅盾,1984:513)。到底是“归化”还是“异化”,应该重新回到文化关系中来思考,不能盲目效颦。当西方强势文化介入时,弱势文化必须同时抵抗内部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和外来的文化霸权。但是,当民族文化传统羸弱不堪根本无力抗衡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时候,显然应该把矛头指向西方文化霸权,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股脑拋弃文言传统,割裂自己与民族文化历史的联系,无疑是民族自信心不足的表现。而主张废弃汉语转向拉丁字母文字则更表明民族自卑心堕落到了自惭形秽的地步。面丧失殆尽的民族自信以及近乎不顾自尊的民族文化自残行为,还要提倡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对民族文化和文学无疑是雪上加霜。
肇始于“五四”的文学语言欧化在本质上是对西方文化主动的皈依,是由内而外的殖民化过程,也是无意识的“他者化”过程。如果承认语言形式与思维模式和文化模式具有同构性,把汉语看作国人存在的家园,那么,对西方的语言形式的模仿和认同致使我们面临丧失自我的危险。中国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偏离了自己的发展轨迹,被纳入到了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在全球化的国际大形势下,强势语言实际上是在将弱势语言往‘趋同’的方向上拉,而这个‘同’实际上是以英语(国际英语)为核心。虽然脱离实际地说,强调译出语和强调译入语在促进语言多元格局过程中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强调译出语往往会导致英语语言特点在弱势文化中抢滩登陆。结果,为了经济利益所进行的语言间的交流在比例逐渐增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甚至挤掉弱势语言中具有灵性的那部分语言的生存空间。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弱势语言失去自己的语言特色。这点恐怕不是毫无根据的忧虑。”(叶子南,2003:13)
    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激发了本土意识和情感的觉醒。人们逐渐意识到,“一个民族用千年积累的习性和案以来交换短暂的愉快(经济成就),就如同吸食鸦片烟,改变的将不仅是一个民族的体质,而且还有这个民族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还存在的可能”(姜飞,112-113)0国内民族主义意识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逐渐抬头,一直在西方文化压制下蛰伏的文化本土化终于有了复兴的苗头。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不再是一边倒地齐声喝彩,人们开始反思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提出在借鉴和引进西方文学的语言形式与表现技巧的同时,还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国文言古典文学的历史遗产。在译界,许渊冲先生主张在文学翻译中发挥汉语优势;罗新璋和刘宓庆等人呼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沉寂多年而蕴积于胸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又回来了。21世纪迎来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而文化复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翻译必须肩负起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任务。虽然在重塑时代精神的过程中,译本不可能不融入外来优秀的文化元素,但文学翻译也应开发文言古典文学的传统,有意识地调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资源,在翻译过程中激活文言的生命力,使其重新焕发出青春。继承和发扬古典文学传统,将增强民族化承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的能力,从而在有效地同化外来文化的同时建构强大的、充满活力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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