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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意识形态的译学误读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2-09-11 10:05:43    文字:【】【】【
摘要:本文首先从哲学视角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梳理,回顾了西方意识形态研究的三个基本范式:1)弘扬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2)追问意识形态的本体存在;3)求索意识形态的超越之径。进而指出译界学者从意识形态视角进行译学研究的局限性及其哲学揖源,即1)意识形态、文化的关系有待厘定;2)强调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围困,忽视翻译主体超越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3)强调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忽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杂合与共生。

哲学意识形态的译学误读

上海体育学院外语系  谢应喜

【摘要】本文首先从哲学视角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梳理,回顾了西方意识形态研究的三个基本范式:1)弘扬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2)追问意识形态的本体存在;3)求索意识形态的超越之径。进而指出译界学者从意识形态视角进行译学研究的局限性及其哲学揖源,即1)意识形态、文化的关系有待厘定;2)强调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围困,忽视翻译主体超越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3)强调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忽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杂合与共生。

【关键词】意识形态;哲学溯源;译学误读

1.引言

若从操纵学派的成名作《文学操纵》(Hermans1985)算起(勒弗维尔等于该书中首次指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受译人语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的制约),当代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已经历时二十多年。从1985200520年间,中外学者主要从意识形态视角对翻译的认

知过程进行解释性研究,包括意识形态对译本选择、翻译策略、译本传播等的影响。目前坊间已有不少论著,西方学者诸如勒弗维尔(Lefevere1992),赫曼斯(Hermans1999),本雅明(Benjamin2000),中国则有王晓元(1999)、杨柳(2001)、孙艺风(2003)、查建明(2004)、方开瑞(2005)等。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力求理论突破,而中国学者则主要是利用已有的理论假设来解释翻译个案。笔者在梳理过去20年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时,发现译界学者在借鉴哲学的研究成果时存在一定的误读。鉴于此,本文旨在对中西方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范式作一系统梳理,然后从意识形态的哲学渊源指出译学研究领域内尚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有待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

2.哲学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阶段

意识形态本是一个哲学范畴。从历史发展看,西方意识形态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特拉西(Tracy)阶段、2)马克思列宁(Marx-Lenin)阶段、3)曼海姆(Mannheim)阶段和4)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阶段(袁胜育,200427-36)。意识形态的原创者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把意识形态定义为“关于观念的学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表现为统治阶级的“虚假意识”。列宁则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20世纪20年代起,意识形态探讨出现几种新倾向,最具代表的是由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曼海姆提出的两种意识形态:个别的意识形态和总体性意识形态。前者“表示我们对由对手所提出的各种观念和表象特征持猜疑态度”,后者“涉及这个时代或者这个群体所具有的总体性精神结构的构成和各种特征”。(曼海姆,200166)五六十年代有学者抛出“意识形态终结论”遭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反驳。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各种新的进展,一直延续至今。早期代表人物有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弗罗姆(Erich Fromm)、阿尔杜塞(Althusser Louis)等。该派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在空间上的普遍性和在时间

上的永恒性。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明显的后现代转向。主要代表人物有哈贝马斯(HabermasJ)、詹姆斯•罗斯诺(James Ross)等。

3.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范式

西方意识形态研究流派纷呈,但若论对文艺界的影响,当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说,前者是建立在对后者的误读基础之上的。但这种误读并不遮蔽他们的理论工作给我们研究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带来新的理论视阈(张秀琴,2004178-185)。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研究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范式:弘扬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追问意识形态的本体存在;以及求索意识形态的超越之径。

3.1 弘扬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

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Lukace Gyorgy)等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看成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批判必须解释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揭示在这一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到底包含有多少真理的成分。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容就是否定、肯定和扬弃。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柯尔施(Karl Korsch)的文化霸权理论则把意识形态批判由政治领域拓展到整个社会领域。他们强调低层次的意识和高层次的意识如“大众”知识和文化都在为统治集团服务,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工作也应该是更大范围内的理论批判活动。为此,他提出了“位置之战”和“策略之战”作为其社会主义战略的核心概念。(张秀琴,2004178-179

3.2追问意识形态的本体存在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强烈的社会决定论,该观点视人们为意识形态的承担者,而不是任何方式的自觉的主体。与卢卡奇相比。阿尔都塞更具有反人道主义的性质。在阿尔杜塞看来,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这样的功能(正是这一功能决定了其定义):将具体的个人设定为主体。“主体”一词用在这里是在独立的人的意义上使用的,同时也意味着“主体性的存在,他屈服于更高一级的权威,并且因此被剥夺了所有的自由——除了自由地接受其使命”(Althusser19711690其次,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和科学做了严格的区分。首先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作用比它的理论作用大得多(作为知识的作用)。意识形态是不能仅仅局限在从意识层面上来理解它的,它也作为想象、概念,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结构发挥着作用,即把这些东西强加给我们。其次,意识形态将会永远存在,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但是,知识却不是这样,知识是一种生产系统、生产方式。他称此为问题域,在问题域中包含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假定、方法和概念。而要真正理解知识的问题域,只有通过他提供的“症候式阅读法”。

3.3求索意识形态的超越之径

上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以特殊的方式作了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其交往理性的思想之中。首先,“意识”是作为一种历史性力量形成的。其次,这一形成过程在认识论问题上并没有产生“科学”和“意识形态”或者“真实”和“错误”之间的区别。第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建立一种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的内容是“生活世界”,它包括文化、社会和个人。生活世界既提供了交往行为意义的基础,也是构成交往行为的意义交换的产物。也就是说,在哈贝马斯看来,一套规范的和可理解的对话规则限制了交往,并有助于维持对世界的意识形态的解释(Habermas1987189)。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判有一个从认识论批判到交往范式批判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同时就是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后现代走向的过程。詹姆斯•罗斯诺对全球化语境下公民技能的研究,也对意识形态的“效用”问题作了一些新的阐释。罗斯诺指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公民技能的提高和参政意识的增强,将对意识形态的效用和传统特征提出自下而上的挑战。(倪世雄,2001411-420)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付杰提出了意识形态“中间化”概念(付杰,200529-32),即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没有消除对立的同时,开始由基本上是完全互相排斥向互相借鉴、包容吸收的方向发展。意识形态“中间化”的动力因素除全球化浪潮和公民技能的提高外,还包括:1)中产阶级的崛起;2)政党向选民党转变;3)政治多极化和国象政治生活中不同党派的利益摩擦;4)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对绿党、女权主义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认同。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1)“中间化”的意识形态。即西方社会出现的“第三条道路”。2)“兼容型”的政党。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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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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