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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2-08-14 22:25:35    文字:【】【】【
摘要:译学中的所谓“转向”和“回归”,只是在某一时期翻译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已。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而翻译无非是译者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操控,即语言的层面和文化的层面;但对文化的操控最终还得落实到对语言的操控上。因此,翻译与语言学有着天生的联系,翻译研究向语言学回归是必然的;但文化的转向突出了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并使译者有意识地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是对语言进行操控。

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郭建中

【摘要】译学中的所谓“转向”和“回归”,只是在某一时期翻译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已。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而翻译无非是译者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操控,即语言的层面和文化的层面;但对文化的操控最终还得落实到对语言的操控上。因此,翻译与语言学有着天生的联系,翻译研究向语言学回归是必然的;但文化的转向突出了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并使译者有意识地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是对语言进行操控。

【关键词】转向;回归;文化;语言操控

一、译学发展的轨迹

目前,大家比较能达成共识的一个观点是,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起,现代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方法引人翻译研究之后,译学开始摆脱随感式、经验式、点评式的探讨,并真正走上了科学的研究道路(谭载喜,2004..8;方梦之,20061-6)。

我曾经把20世纪5060年代以前的翻译研究称之为“前语言学时期”,也就是传统翻译理论时期,采用的是语文学研究的方法(郭建中,2000320)。所谓语文学,就是指传统的语言学,以研究古代文献和书面语为主。语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语言本身。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文献词语的解释中。评点式的、不要体系的研究方法就是典型的语文学研究方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初,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在翻译研究中可谓是“一枝独秀”。我们不会忘记,在80年代,雅各布森、卡德福特、奈达、纽马克等人大量的论著及他们活跃的学术活动在德国、美国、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期间经历了从微观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到宏观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并把交际理论引入了翻译学,掀起了译学研究的一个高潮。由于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在1983年,国际现代语言学会在书目中,第一次把“翻译理论”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单独列项。我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译学发展的“语言学时期”(郭建中,2000320)。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翻译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符号学的引入和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的阐释,加之哲学家的加入和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几乎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和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基础。我曾把这一时期称之为翻译研究的“后语言学时期或超语言学时期”(郭建中,2000J20)。当然,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要算是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了,并掀起了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高潮。(现在,我只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超语言学时期”,把“后语言学时期”的名称留给在文化转向之后向语言学回归的这个新的时期。)

最近,张美芳教授从年初比利时召开的“语言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上,带来了翻译研究中新的转向,即西方学者开始谈论“现在是重新审视翻译语言学转向(或回转)的有利之处的时候了”(张美芳,200631-35)。我现在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后语言学时期”。

这样,我们看到了译学沿着“语文学——语言学——文化学——语言学”发展的基本轨迹。

我认为,所谓翻译研究中的“转向”和“回归”,只是在某一时期翻译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已。不论是语文学的研究途径,还是语言学或文化学的研究途径,在同一时期,都是交叉和平行进行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某种途径的研究成了一种“时尚”或趋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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